要谈阳明心学，则有必要谈一谈儒学。因为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均属于儒学范围。
儒学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间是中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年代，除了儒家、还有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等。各家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是我们民族思想宝库中最璀璨的珍宝。
儒学思想提倡“仁义礼智信”、推崇“德治”“礼治”、倡导“忠孝”。其中“德治”主张以道德礼仪教育感化群众，“礼治”则重视秩序和严明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都有严格的区别。孔子的“仁”，体现了人道精神，而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和追求，直到今天也仍然广泛适用。孔子的“礼”，体现了礼制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有一定的契合，而秩序和制度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石。因此，儒学得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大放异常，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重大影响。
当然，肯定儒家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就要否定和贬低百家。比如，骄傲的德国人认为只有他们的国家才是世界哲学的中心，但据说每个德国人家里，都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又比如，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到现在仍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还比如，法家主张以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准绳，更是现今全世界共同遵守的圭臬。
再者，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之处，也不能不看到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极面。强调维护“等级”，是人为的把人分出高低贵贱，高贵者就该高高在上、低贱者必须卑躬曲膝；这种思想如今已被“平等”思想所广泛取代。强调“德治”，是以道德教化人民，自然就能达到社会清明、长治久安的目的；如今也被“法治”所替代。
最后，儒学的一些局限被放大，一些思想被扭曲，并非儒家本意。
说完儒学，我们回头来说阳明心学的由来。
中国古代读书人从束发受教开始，就学习理解仁义礼智信、忠君孝亲、礼仪德治等儒家理念。于是全国的读书人，就有了共同的理想信条和道德观念，有了共同的人生目标和行事规则。那么以读书人治理国家，自然就可以起到思想统一，行政顺畅的效果。
但是，当读书人踌躇满志的进入官场，准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开始行事时，却会发现理想与实际往往会出现偏差，因而会产生难以排解的困惑和苦闷。
第一个主要困惑，是由于读书人从小到大受到的是精神教育，而非技术训练。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所学，在现实中并不适用。以海瑞为例，他在江苏一带担任行政官和司法官，就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他一天可以收到上千份诉讼案件，却发现他没有相应的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办案人手，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案例可以作为断案依据。因为当时判定事理的标准是儒家精神中的“善”与“恶”，而不是“合法”与“非法”。
于是，儒学忠实信徒海瑞，只得依据以下原则来裁定多如牛毛的诉讼：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子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如此断案，确实与儒家“仁义礼智信”教诲一致，但却未必与事实相符，造成冤案错判的可能性极大。从现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律法精神来看，更是形同儿戏。但是，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海瑞能找到的最佳办法。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选项。
文官不仅要负责法律任务，有时还要承担军事任务。王阳明有一次就被派去剿灭山中的顽匪。要知道他从未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难道反复向土匪讲解仁民爱物的至理，以自身的诚意感化，就可让他们服从教化，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在王阳明最终完成了任务。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王阳明在一万个文官中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来，换了别人，这个任务还一定会完成吗？用从小饱读经史子集、满口子云诗曰的文官去承担军事任务，本就不靠谱。
儒家弟子第二个困惑是自身关于“仁”的纠结。“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每个儒学弟子要时时反躬自省的功课。但进入仕途，则意味着进入统治阶层，那么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就变得无法避免，充其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明代官员在俸禄之外还会收取“常例”，包括银耗、粮耗、绢耗等等，常例的多少由官员自行规定，取得少的就已经可以被称作“清廉”。官员买田放租也是普遍社会现象，明代末期出现的“流民”，就主要由土地被兼并的农民所组成。
阳明心学的杰出弟子，嘉靖皇帝的内阁首辅徐阶，就是江苏地区最大的地主，他的家族以疯狂兼并土地著称。当他面对通过不正当手段聚敛的巨额财富，肯定不可能想不到，有多少依附土地的农民会流离失所、填于沟渠。面对内心“仁”的盘诘，他又如何能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
除阶同时代的张居正，一次从北京回家乡湖北葬父，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由64名轿夫抬动的“大轿”。“大轿”中有会客室、起居室、休息室以及卫生间，还有两名小童居中侍候。当张居正在轿上凭栏眺望湖光山色而吟诗作画时，他也不可能看不到正在他脚下痛苦呻吟、被鞭打奴役的轿夫。那么当他下次从口中说出圣人仁爱教诲时，会不会觉得是在自打耳光。
因此，由于学非所用以及知行不一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结，在文官集团中造成了普遍的困惑和苦闷。他们发现被他们视作天经地义的儒家理想，不仅不能无往而不利，其中居然颇有自相矛盾之处。他们都把“立功、立言、立德”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但却发现在社会现实中，有时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要么如同张居正，“立功”的同时放弃“立德”；要么如同海瑞，“立德”的同时无法“立功”。
此时的儒学，已经诞生了两千年，一旦被确定为官方思想，它就不断被神化和固化，而失去了创新和突破的可能。经过两千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早已与春秋战国时期大相径庭，失去了与时俱进精神的儒家学说，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了与时代脱节的危险。于是在宋明时期，也就是儒家思想仍然占据所有舞台的时候，会有儒家子弟在苦苦思索，寻求弥补和改进之道。这其中，就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
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心学，在近年已经被广泛宣扬，他已经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半个“圣人”，因为他同时做到了“立功、立言、立德”。我也推崇阳明先生，他的传奇人生有段时间对我影响很深。但我认为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出发点是为了缝合和粘补儒家思想的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有牵强附会之感。他生平最大的功业，是以一己之力平定福建的匪患和宁王的叛乱，采取的手段都是儒家所不屑的“权谋”，而不是儒家信条。当然，从他的心学来说，这并不矛盾。只要心怀光明、目标正当，那么行事尽可以圆通变化、不必为心中执念所拘，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但是我仍然怀疑这一理论的分裂性，不管怎么对“知”、“行”做出何种认定和解释，如果知是知，行是行，学的东西无法使用，用的东西又非所学，那么又怎能算是“知行合一”？当然，我理解王阳明，与海瑞一样，他只能在儒学的狭小圈子里东奔西突。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项与道路。
在此，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对“知行合一”的疑虑，那就是被称为另一位半个“圣人”的曾国藩。曾国藩当然是笃定的儒学弟子，也躬习理学心学。他因剿灭太平天国为一生主要功业，被后代儒家弟子奉为“内圣外王”的半个圣人，意思是他以儒家圣人学说为立身之本，又能以王霸之道行事，深合心学的“知行合一”之理。可笑的是，这样的说法居然还颇有市场。曾国藩保住了满清王朝不假，但是在他对太平军残酷镇压、斩尽杀绝之时，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可怜人并非天生的叛逆。如果不是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压榨和迫害，这些如同他湖南老家一般无二的老实淳朴的农民，又怎么会挺而走险沦为反贼。如此心狠手辣、杀伐果决之人，你说他心中会有真正的仁爱思想支撑，是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想行事，我断难相信。
在宋明时代，思想界的苦闷是普遍现象。王阳明、海瑞、张居正，还有许许多多的儒家弟子,他们上下求索，却始终跳不出儒学的狭小圈子，这是由当时的时代局限性所决定的。阳明心学在明代清代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没有产生过广泛效应，也没有被普遍接受。秉持“知行合一”思想取得成绩的人，其实寥寥。张居正尊行“知行合一”理论，力求改革积弊、振兴国家的努力无疑值得称道，但他的努力实际上并未取得意想中的效果。在短暂的起色后，明代便迅速滑向了衰亡的道路。同海瑞一样，张居正也没有别的选项，没有别的道路。
但是如今的我们，生活在科学昌明、思想开放的新世纪、新社会中，较之王阳明、张居正、海瑞，我们有了更多的学习和思考选项。如果还要用两千多年前的一家之言来指导我们当下的工作生活，那无疑是刻舟求剑了。对一个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学说，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确的方法。对待儒家思想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根本未脱离儒学范围的心学。
我非常感谢疫情期间窝在家中认真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让我对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历史有了与往日迥异的认识。另一本是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他贯穿人类历史学与生物学的通透视野，对人类思想进程，以及对当下及不远将来人类命运的深邃思考，让我的目光变得开阔起来。我之所以不再囿于阳明心学，与这两本书的学习关系至深。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说，智人（近代经过进化、区别远古时期的人类）经过神话时代后，由于科学技术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我们从信奉神明过渡到关注人类自身。“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引领了我们现代社会的进步，人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人类也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危险，那就是过度以人为中心，导致我们的发展正在迷失方向。
且不说人类过度发展造成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当前生物科技与信息技术的深度结合、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极有可能导致智人的快速灭绝。因此，当前是呼唤新思想诞生的紧要关头，人们应该打开视野，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寻求可持续化的生活方式。
所以，人类有必要从过往思想领域中汲取积极因素，这个领域包括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也包括那些曾为人类留下宝贵思想财富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从而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道路指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