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677:公孙述诛杀了叛离逃亡将领的全家,还是不能禁止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677《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四十三卷-01

死扛的公孙述

东汉将军马成等攻陷河池(今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平定武都郡。

先零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共计数万人,屯聚起来,进行侵扰掠夺,据守在浩亹(ge men)隘(今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

马成和马援深入其地讨伐,大败羌人,把投降的羌人迁徙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

这时,朝臣们认为,金城郡破羌县(今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以西路途遥远,盗贼又多,主张放弃。

马援上书说:“破羌县以西,城多坚固,易于固守。那里土地肥沃,灌溉方便。

如果让羌人占有湟中地区,就会为害不止,不可放弃。”

刘秀同意。

老百姓回归的有三千余人,马援为他们设置官吏,修缮城郭,筑起坞堡亭侯,开挖沟渠,鼓励耕田放牧,郡中人民安居乐业。

马援又招抚塞外的氐人、羌人,使他们都来归附,并奏请刘

秀恢复他们侯王首领称号,刘秀全都赞同。于是命马成班师。

吴汉从夷陵率领三万大军,逆长江而上,讨伐公孙述。

郭伋担任并州牧,经过京城洛阳,刘秀询问他为政的得失,郭伋说:“选拔补充各级官吏,应当从全国这个大范围选取贤能和俊杰,不应专用陛下那些南阳郡同乡。”

担任官职的很多都是刘秀的同乡或故旧,所以郭伋谈到这一点。

吴汉在鱼涪津(今四川省乐山市北岷江上)打败公孙述的将领魏党、公孙永,随后包围武阳县。

公孙述派女婿史兴救援,吴汉打败史兴,进入犍为郡内,郡内各县都闭城坚守。

刘秀命令吴汉径直夺取广都,占据敌人心腹。

吴汉于是进军广都,占领该地,又派遣轻骑兵烧毁成都市桥。

公孙述的将帅十分恐惧,日夜逃离叛变,尽管公孙述诛杀了叛离逃亡将领的全家,还是不能禁止。

刘秀一定要公孙述投降,又一次下诏告诉公孙述说:“不要因为来歙、岑彭两个人被害的事而自己疑虑。

现在及时投降,家族就可以保全。诏书和亲笔信,不可能屡屡得到。”

公孙述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

东汉将军冯骏攻陷江州,俘虏田戎。


感思:刘秀刚刚统一天下不久,朝中大量要职被南阳籍功臣占据,这些人或是刘秀起兵时的同乡,或是更始政权时期追随他的旧部。

这种“南阳集团”垄断官场的现象,已经引起其他地区士人的不满。

郭伋身为并州牧,本可以不触这个霉头。但他当面指出“当从天下广选俊杰,不宜专用南阳人”,这不仅是举贤任能的问题,更是在提醒刘秀:

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必须超越地域偏见,容纳天下英才。

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刘秀当时如何回应郭伋,但从后续的政策走向看,刘秀确实有所调整。

建武年间后期,刘秀大力推行“察举制”,命令三公、刺史、郡守每年举荐“茂才”“孝廉”,这些被举荐者来自全国各地,并不局限于南阳。

但南阳籍功臣如邓禹、贾复、吴汉等人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

刘秀的做法是平衡:一方面不刻意打压同乡元勋,另一方面逐步扩大选官渠道。

他没有全盘采纳郭伋的建议,但也没有拒绝,而是用制度化的方式缓慢纠偏。

这种“不激不随”的作风,正是刘秀作为开明君主的智慧所在。

马援主张不放弃破羌县以西、坚持“不可弃也”,同样令人感佩。

当时朝臣们觉得路途遥远、盗贼猖獗,放弃是最省事的方案。

但马援看到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地理上的“城多完坚,易可依固”,二是经济上的“土田肥美,灌溉流通”。

更重要的是,他预判了战略后果:如果让羌人占据湟中,整个陇右、关中都将不得安宁。

后来的历史证明马援是对的。东汉中后期,羌人叛乱成为国家最大的边患之一,耗费了无数财力兵力。

如果当初放弃湟中,羌人的势力会更早坐大。

马援的“不可弃”,是一种超越眼前困难的长远眼光。

刘秀已经明确说“不要因来歙、岑彭的死而疑虑”,承诺“家族保全”,而且过往刘秀对降者确实都言出必践。

公孙述为什么还要死扛?

来歙是刘秀的表亲,也是开国元勋,被公孙述派刺客暗杀;

岑彭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在伐蜀前线被公孙述的刺客夜间刺杀。

这两位都是刘秀最倚重的大将,死在暗杀这种“非战之罪”的手段下。

公孙述很清楚:投降后即便不死,也必然被边缘化甚至软禁一辈子。

刘秀的承诺或许是真诚的,但政治清算不一定需要杀头,剥夺权力、终身监控,对一位曾经称帝的人来说,比死更难受。

公孙述割据蜀地十二年,自立为“白帝”,有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和礼制。让他俯首称臣,心理上的障碍极大。

而且蜀地地势险要(剑门关、长江天险),公孙述一直认为可以凭借地利固守。

直到吴汉攻破广都、烧毁市桥,他才真正感到绝望,但此时已经晚了,多年的敌对和杀戮,让他不敢再相信刘秀的诚意。

公孙述不是不理智,而是他的处境和刘秀的条件之间,隔着一道“信任的鸿沟”。

刘秀的宽大是对“未造成重大伤害”的投降者而言的,而来歙、岑彭的死,在公孙述看来,已经是不可弥合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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