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词引发的“中批”
北宋元丰初年，枢密都承旨韩缜奉旨出使西夏，议定边界。
这是趟“长差”，最少也得三、四个月。
韩缜有一爱妾刘氏，善填词，二人情笃，难舍难分。
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他们“剧饮通夕”，并且作词唱和。
韩缜作《凤箫吟》，有“绣帏人念远，暗垂珠露，泣送征轮”句。
刘氏和以“纵有丹青，怎描得、愁眉深翠”。
第二天韩缜出发后，忽然有宋神宗直接发“中批”指示步军司，帮刘氏搬家并护送去追韩缜，伴其同行。
原来是二人的词传入内廷，宋神宗深受感动，破例批准韩缜家眷随行。
这种皇室对士大夫的温情和体贴，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士人的“黄金时代”
有宋一代无酷事，可以说是士人阶层的“黄金时代”。
太祖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这相当于不成文的“建国契约”。
尤为难得的是，两宋的皇帝和权臣，基本守住了这道“不杀士”的底线。
这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石。
宋朝的士大夫群体自认并非皇权的附庸，而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是半个主人。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都弥漫着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
士人的这种“主人翁思想”，在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
童年创伤：“焚书坑儒”的真相与阴影
如果将“士”这个阶层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出生在天真烂漫的春秋时期，然后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巨大“童年创伤”。
其实‘焚书坑儒’在后世被一定程度地放大了。
焚书并非全国性的系统性毁灭，博士官的藏书得以保存；真正造成典籍浩劫的，是后来项羽火烧咸阳宫。
而‘坑儒’的主体，其实是未能完成“求仙”任务并且诽谤皇帝的方士。
但无论细节如何，这件事作为‘士人创伤’的象征意义，已经深深烙在历史记忆之中。
“不安全型依恋”：士人的心理底色
现代心理学认为，原生家庭的童年创伤，容易让孩子产生一种‘不安全型依恋’—— 既渴望被爱，又恐惧被抛弃。
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体验到轻松、对等、有边界的人际关系。
无论爱还是被爱，对他们而言都伴随着牺牲感和沉重感。
士人在经过这次刻骨铭心的创伤后，接着又是“葫萝加大棒”、又打又拉的帝王之“术”。
很容易产生那种“不安全型依恋”，并且会认为，自己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被依恋者的需求。
禁不起一点点的“好”，就是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 只要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可，甚至可以一死报之。
所以在宋代皇室对士大夫史无前例的尊重和温情之下，士大夫报以的“忠”，也不仅“空前”，而且是“绝后”的。
崖山之后：文明相处模式的终结
南宋灭亡的最后一战，陆秀夫背负末代幼帝跳海殉国。
大量士人官员、官兵、宫人一同跳海自杀，海面上的浮尸有十多万具。
如此惨烈的、大规模的集体殉国，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与明末崇祯最后时刻身边只有几个太监，形成鲜明的对照。
也是这两个朝代，对待士人截然不同的态度的直接投射。
“崖山之后无中华”—— 哀叹的不仅是一种精神的远去，更是一种文明相处模式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