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会喜欢上写文字，是因为马老师。
马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她脸上有着微微的婴儿肥，那双又大又灵动的眼睛却总佯装严肃，这常让我们怀疑她刚从师范毕业的消息是真的。于是胆子大的学生决定亲自去找马老师确认，回来后说马老师去年早就带过一届学生了。可毕业后我们才知道，被骗了，我们才是马老师的第一届学生。这样算下来，马老师应该只比我们大六岁。
马老师的母亲也是老师，而且还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我想马老师一脸稚气却佯装成熟的原因，或许是担心初出茅庐的自己震慑不了我们这群青少年，便从她的母亲那取了不少经。
马老师一直坚持给我们布置周记作业，每一周，我们都需将文字写在固定的本子上，即使寒假也不例外。
那年寒假，母亲催促我去打耳洞，我不愿意去。母亲用过来人的口吻告诉我，女孩都要打耳洞，这是躲不掉的。我知道母亲没有骗我，既然躲不掉，那就去吧。抱着这样的心理，我无奈又决绝地出现在镇上的首饰店里。店家甚至没有认真看我一眼，我心中沉重的石头在她那只是小事一桩。她看了看我的耳朵，用清凉的棉花涂了耳垂，再掏出一个工具，我还来不及看清，只一眨眼功夫，银耳钉已经打在了耳垂上。对店家来说，无它，唯手熟尔。
我的耳朵整个红起来了，说是痛吧，已经结束了，说是烫吧，我又无济于事。回家的路上，我想清楚了那感觉，那不是打上去的，更像是钉书机钉上去，或者她拿的是一把枪？穿过去的？我后悔没看清那工具。回到家后我的耳朵仍隐隐作痛，第二天发炎了，母亲找出店家送的绿药水，给我擦上。
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我出于妥协完成任务式地去打了耳洞，可事后不仅没有如释重负，反而生出了新的怀疑。我在想为什么大环境要使人去做既定的事情，我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坚定地拒绝。于是我将这件事记录进周记里，并将自己脑袋里那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写了下来。最后我发出了疑问：“为什么女孩子就要被规定着去做某些事情，难道我们不可以不一样吗？”
马老师阅读了我的周记，照例在文末留下了红色笔迹的评语。她并没有觉得我的内容不符合周记要求，也不认为我的想法小题大作。她用文字悄悄告诉我，她目前还没有去打耳洞，她在评语中肯定了我的“反抗”意识，还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我原担心和老师讨论这样的问题是否不合适，但老师的评语让我知道了，她是真心愿意当我们的朋友。
老师周记上的评语总是让人期待，她通过一篇篇周记，对我这个学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认真留下的温暖回复，渐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主动俯身与我的思想交流，使我敢于写出内心真正的想法，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考。我知道，马老师不仅仅这样对待着我，她以同样的或加倍的用心，温柔地对待着我们班的所有同学。她在我心中，是那样地有朝气，有智慧。
马老师让我们写下的是周记，却使我们在文字中渐渐找到自己，我喜欢周记里的文字，那儿没有规矩和结构，可以分享秘密，也提高了我的思考能力。
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当时作文课上老师教过我们什么技巧，只记得每次考试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篇作文。考试时我从不写草稿，直接提笔写在卷面上，从头写到尾，没有后悔的时间。我常用“总分总”的结构，开门见山，结尾升华，这就能交差了。
有一次考试打开试卷，后面的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当时我还剩许多时间，我盯着这样一个常见的题目，决定好好想想，对我来说，有什么难忘的事？出乎意料的，我脑子里很快就闪过家人曾为我做过的事，我决定把它写下来。我仍是从头写到尾，这是一次新的尝试，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可以这样写。
交完卷子，我就把这事抛到九宵云外了，过一周试卷发了下来，我看到作文处写着一个大大的“38”。那时的作文总分是40分，38分，几乎就是全班第一了。我敢肯定我做对了什么。这篇文章的写法和平常几乎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写了一件真事。所以它独特？有感情？不靠借鉴？
我决定验证下我的想法，很快，第二次考试又来了。我盯着新的作文题目，在脑子回忆了几个事件。因为考试的时间一向是很短的，这培养了我们迅速做决定的习惯，不管了，我选定了最好写作的一件事，完成了一篇记叙文。交完卷子，我开始期待，果不其然，卷子发下来，又是“38”。我就这样忽然开窍了。
考试作文不像写周记，它是没有评语的，我只能通过分数来感受自己的作文水平。我不知道其它地方的老师，但当时我们遇到的老师几乎是这样的，他们极少公开地表扬学生，总体是含蓄的。如果哪天把一个人的作文悄悄贴到了墙上，如果哪天把某个竞赛名额默默给到一个人，那就是表扬，那就是肯定。反正我分析出来了，老师有表扬我的意思，而我也默默自行揣摩着高分作文的标准，就这样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写实作文。
接下来那一个个无声的分数，像明灯一样给了我写作方向，让我感受到了“真实”自带的力量。现在想来，老师没有要求我们使用太多写作技巧，也正因此，我才会在一开始轻松地喜欢上写文字吧。我想好的教育不是靠技巧，而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默契，那些藏在周记和分数里的认真和用心，胜过方法和套路。我就这样找到了写作文的方式，我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写文字。
后来上新年级，换了新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位快要退休的男老师，他总穿着一件白衬衫，搭配西裤和皮鞋。每节课他会将课本拿在手中，从头到尾照着课文念一遍，再将练习题念一遍，把答案念一遍，几乎没有解释。下课铃响，他迈着长长的腿，笔直地走出教室。我曾试图用叛逆的文字引起他的生气，可他始终如一汪平湖，不上当。后来我也放弃了，就这样，念吧。我喜欢的语文，也似乎碎了。
偶尔，我路过马老师的办公室，隐约瞧见她的身影，我在想，她要是看到如今我的作文簿，会作何感想？可我实在没了办法，写得再好，唯一看的人却如同机器一般，有何意思？
毕业后，我还曾偶遇过马老师，她远远骑着单车而来，夜里灯光昏暗，我的视力却极佳。她脸上的婴儿肥没那么明显了，眼里的佯装严肃似乎变成真的了，许是新的学生比我们那一届还让人费心吧。我骑行在路的右侧，她在路对面，我别过脸去假装看路边的店，就这样擦肩而过了。我心中自然想和她打招呼，可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坚持走在求学的道路上，是没脸见她的。
遗憾将我拉回了现实，那夜的灯光仿佛还带着忧伤，不知道马老师如今过得怎样？不如用手中的笔，写下回忆中的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