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在凡老师
我叫刘禹锡，772年生于洛阳的书香门第。七岁那年，祖父将《诗经》轻放我膝头，指尖点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温声叮嘱：“文字要像玉，经得住打磨才会发光。”那时的我，总爱蹲在长安西市的书肆外，看老先生们挥毫写碑，墨汁滴在青石板上，晕开的痕迹如终南山的云絮，悠悠漫开，在我心里种下了笔墨与初心的种子。
弱冠之年，我考中进士，长安城的桃花正开得漫天，粉霞般铺满朱雀大街。同科的柳宗元拍着我后背，眼里满是热忱：“梦得，你我当为天下写文章，不是为案牍写判词！”我们并肩立于曲江池畔，酒盏相碰，他说要去永州看山水、察民情，我说要遍历四方、解民忧。彼时的长安，朱雀大街的石板澄澈如镜，映着青天白日。我攥着吏部授予的官印，心里笃定：这顶官帽戴在头上，要装得下百姓的冷暖，才对得起案头的笔墨，对得起祖父的教诲。
贞元末年，我任监察御史，追随王叔文推行新政。我们烧了贪官的账本，将霸占的良田归还给农户。那日，一位老妇捧着新收的粟米赶来，粟粒落在我朝服上，沉甸甸的，比任何金银赏赐都更有分量。可新政仅行半年，旧党便反扑而来，我被贬往朗州。离京那天，灞桥柳色依依，柳宗元折下一枝柳枝塞到我手中，声音哽咽：“梦得，你的笔别停。”我摸了摸袖中未写完的《砥石赋》，望着长安城门在身后缓缓闭合，忽然懂得：磨玉的从不止是时光，还有风雨的打磨。
长庆四年，我被贬至和州。和州知县听闻我是“贬官”，故意百般刁难。起初将我安置在城南江边的破屋，开窗便是浑浊江浪，我却请人在窗上题了“临江轩”三字，每日对着江涛展卷诵读。未过半月，知县又将我迁到城中的矮屋，屋子狭小，仅容一张床、一案。我笑着在墙上画了一片竹林，朋友来访时，便在竹影里煮茶论诗，茶香与竹韵交织，倒也添了几分雅致。最后，知县竟将我塞进城北的废弃僧房——不足十平方的空间，茅草屋顶漏雨，墙角爬满青苔，门前是杂草丛生的小路。送我来的老吏连连叹气：“刘大人，这地方连乞丐都不愿住啊！”我弯腰捡起一块被雨水洗亮的鹅卵石，递到他面前：“你看这石头，在江边是顽石，在案头就是砚台。住处小无妨，心能装下天地，便足矣。”
那日傍晚，白居易派人送来书信，信中说他读了我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对着“沉舟侧畔千帆过”一句潸然泪下。我摩挲着信纸，唇角微扬，起身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夕阳将竹影投在地上，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远处老和尚敲着木鱼，清越的声音漫过院墙，洗去了满身尘烦；案头的《周易》翻到“天行健”那页，墨迹被晚风拂得微微颤动。就在这夜，我挥笔写下《陋室铭》。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时，想起朗州孤山的桃花，已在我亲手栽种后开得烂漫；写“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时，窗外渠水叮咚，似与笔尖声响相和；写到“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笔尖骤然一顿——这“德馨”，从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困厄里不肯弯腰的人，是说哪怕身居茅草屋，也始终装着家国的人。
知县听闻我作《陋室铭》，带着随从前来查看。他摸着墙上的字迹，满脸冷笑：“刘大人，住这样的地方还写文章，就不怕被人耻笑？”我伸手指向窗外的青苔，语气平静却坚定：“你看这苔痕，在石阶上是卑微，在诗里就是景致。大人若觉得这屋子寒酸，不妨看看案上的书——它们可比金銮殿的奏折，更能装下天下。”他一时语塞，转身时踩折了门前的野草。我弯腰将草轻轻扶起，心里清楚：草虽柔弱，却能从石缝里钻出来，这便是风骨。
从朗州到连州，从夔州到和州，二十三年贬谪路，我换了八个住处，却始终带着那方和州捡来的鹅卵石。在夔州，我教土家族姑娘唱《竹枝词》，她们将“东边日出西边雨”编成山歌，歌声绕山三圈，清越动人；在苏州，我疏浚淤塞的运河，百姓在岸边遍植柳树，说柳树像我——哪怕被风雨吹弯了枝桠，根也扎得深、扎得稳。
一次在扬州，杜牧与我对饮，醉后拍着桌子怒骂：“那些贪官住着高楼大厦，哪配读你的诗！”我为他斟满酒，指向窗外的明月：“月亮照过朱门大院，也照过茅舍陋室，它从不会嫌谁住得差。我写《陋室铭》，从不是为了比阔气，而是想告诉世人：心里干净，住金屋也不骄；心里有光，住陋室也不卑。”
大和二年，我终于被召回长安。重回当年住过的坊巷，旧宅早已易主，可墙角那株我亲手栽的紫藤，却爬过院墙，开得满架繁花。新科进士们听闻我归来，挤在巷口争相相见，一个少年举着抄满我诗句的本子，满眼崇敬：“刘大人，您在和州写的《陋室铭》，我们都能背下来！”我摸着他的头，笑着说：“背不背不重要，要紧的是——住高楼时，想想住陋室的人；顺境时，别丢了逆境里守住的本心。”
《陋室铭》里藏着一个秘密：陋室从不在于屋子的大小，而在于心里装不下天地；豪宅也不在于房子的华丽，而在于眼里看不见众生。我这一生，住过朱门大院，也住过茅草小屋，才真正懂得：能困住人的，从来不是住处的简陋；能照亮人的，也从来不是华屋的奢华。真正的风骨，是在暗夜里也肯为自己、为他人点一盏灯的德；真正的广阔，是能容下清风明月的心房；真正的珍贵，是困厄里也不肯蒙尘的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