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在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铜钱与铜佛的循环。
但凡乱世之源，譬如唐宋元明清，皆是从盛世开始，帝国开创者，经历诸多鏖战，创国之初经济上一穷二白，大都采取轻徭薄赋，修养生息之国策，鼓励老百姓扩大生产。
社会财富一旦开始积累，如是有了交换的需求，为了鼓励商品流通，帝国政府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由于铜材稀缺，于是便出现了拆庙毁佛的奇特现象，铜佛，加上部分兵器，变成了铜材，继而铸成铜钱。
铜钱多了，商品流通加速，经济便开始繁荣起来。经济繁荣，导致人口剧增，生产力大发展，盛世的曙光，便开始出现在文人的奏章里。细数历朝历代，在华夏大地，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只是换了不同的主人公而已。
帝国政府笼罩在盛世的光环，从皇帝到王公贵族，再到平头百姓，开始享受大国崛起的成就感，泱泱中华，世界之中，地大物博，惟我独尊。
此时如果当权者不能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经济繁荣的同时，享乐主义便会盛行。饱暖思淫欲，是人类共同的基因，中国人也不例外。当大自然的一系列惩罚接踵而来之时，譬如地震，火山，冰雹，泥石流，干旱，水灾等等，富裕起来的人们又会投入到神的怀抱，烧香拜佛，广置庙宇，于是社会财富的代表铜钱，又陆续变成一尊尊大佛。庙宇成了大地主，资本家。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总有一些人会站出来，团结一些流民，揭竿而起，攻城掠寨，这些起义军领导人大多以均贫富，杀富济贫等政治纲领，来反对帝国政府，但现实的军费粮饷，只能靠烧杀抢掠。在力量薄弱阶段，只能抢抢地主富商，捎带收拾道观庙宇。
起义军有了地盘，有了部队，于是开始树大旗，建立割据政权，开始有了发行货币的需要。红巾军的倪文俊，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皆是如此。货币要坚挺，要有号召力，就得物超所值，铜材不能含糊。到哪里去搞那么多高质量的铜材，目标只能是盛世置下的庙宇铜佛。
毁坏的铜佛，变成了起义军的铜钱，也开始了新的改朝换代。历史总是在下一个盛世来临之际，拥有同样面孔的炎黄子孙，在华夏大地又开启一轮广置庙宇的文化运动，一尊尊铜佛再次屹立，笑容可掬，好似得以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