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九年，何景明出生在河南信阳。
他的家族原本不是什么书香门第。高祖何太山在元末红巾军起义时，从湖北罗田逃到信阳，选了一块地，当了个农夫。朱元璋的军队打到信阳时，在招兵处插了红白两杆旗，愿从军的站红旗下，愿为民的站白旗下。何太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白旗下面。他给儿孙立了一条规矩：不碰仕宦。
但规矩到了第三代就被打破了。何景明的祖父何鉴聪明好学，精通阴阳典术，推算准确，远近闻名，最后做了信阳县衙的阴阳学典史。何鉴有五个儿子，分别起名为仁、义、礼、信、本。老四何信，就是何景明的父亲。
何信是个读书人，好古诗词，二十岁时和朋友结诗社，常在浉河上赋诗。他对梅花情有独钟，住宅旁边的小溪附近种了许多梅树，自称“梅溪居士”。何信后来做了几任小官——甘肃会宁县驿丞、陕西临洮府渭源县驿丞。官不大，但从他这一代起，何家又成了书香门第。
何景明出生那年，母亲李氏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落到了怀里。家里人因此给他取名“景明”——景是日光，明是光明。
他确实像是带着光来的。六岁能对对联，八岁能写文章，记忆力惊人。《明史》只用了五个字：“八岁能诗古文。”一个八岁的孩子写古文，搁在哪里都是异数。
弘治八年，十二岁的何景明跟着父亲去了临洮。临洮知府李纪听说了这个孩子的名声，把他召到府上，请了老师教他读《春秋》。何景明读了没多久，就能把《春秋》讲得头头是道。李纪大喜，把他当自家孩子养着。
三年后，何景明回到信阳。他的大哥何景韶教他读《尚书》，只用了九个月，他就能讲解了。恰好沁水御史李瀚巡按汝宁，测试信阳的诸生。读到何景明的卷子时，李瀚大吃一惊，专门跑到信阳来看他。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为一篇文章，让一个巡按御史亲自登门。
弘治十一年，十五岁的何景明参加河南乡试，以《尚书》经第三名的成绩中举。消息传开，信阳城轰动了。“宗藩贵人争遣人负视，所至聚观若堵”——各地的王公贵人争着派人来看这个少年举人，他走到哪里，围观的人都堵住了路。
十五岁中举，在明代科举史上不算绝无仅有，但也极其罕见。他的二哥何景旸也同年中举，兄弟同榜，在信阳传为佳话。
但接下来出了一个小波折。弘治十三年，何景明参加礼部会试。他写的文章里用了不少生僻奇字，主考官看不惯，把他刷了下去。何景明落榜回家，跟着在巴陵做县令的二哥住了一阵。
两年后再考，弘治十五年，十九岁的何景明中了进士。按理，进士中的佼佼者会被选为庶吉士，进翰林院深造。但何景明“生性耿直”，没有被选中。他被授了中书舍人，一个从七品的官职，负责起草诏令。
一个十九岁的中书舍人，在京城里不算什么人物。但何景明很快就不再是“不算什么人物”了。
弘治末年，北京城里有一批年轻文官，正在做一件当时看来有些奇怪的事：他们不看流行的文章，不读台阁体，整天捧着秦汉的散文和盛唐的诗歌读。带头的人叫李梦阳，陕西人，比何景明大十岁，时任户部郎中。他的身边聚拢了一批人：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后来，这七个人被叫做“前七子”。
他们的口号只有八个字：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这八个字在当时是有杀伤力的。明代前期，文坛被“台阁体”把持。台阁体讲究雍容典雅、平正工整，说白了就是拿文章给朝廷歌功颂德。写来写去都是那套调子，千篇一律，读得人打瞌睡。李梦阳第一个站出来骂：“此萎弱不振之文也。”何景明跟着说，西汉以下的散文不读，中唐以下的诗不读。
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立场。但极端的立场往往能劈开沉闷的空气。何景明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写了一批文章和诗，很快就和李梦阳齐名。天下人谈论诗文，必称“何李”。
何景明和李梦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出身不高，都才华横溢，都脾气刚直，都看不起那些靠拍马屁上位的人。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何景明的性格：当时宁王府的宗室最得宠，弄权自肥，人人争着巴结。何景明“奴视远之”——把他当下人一样看待，避得远远的。钱宁是正德朝最有权势的太监之一，想跟何景明交朋友，拿了一幅古画来请他题字。何景明看了那幅画一眼，说：“此名笔，毋污人手。”——这是名画，别弄脏了。把画放了一年，最后原封不动还了回去。
正德元年，十五岁的正德皇帝登基，大太监刘瑾窃取了权柄。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何景明写了一封信给吏部尚书许进，劝他秉政时不要屈从刘瑾，“语极激烈”。写完之后，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人，干脆称病回了信阳老家。第二年，刘瑾把所有告假在家的官员全部免职，何景明也在其中。
他在信阳住了四年。这四年里，他读书，写书，也送走了亲人——大哥和父母相继去世。四年后刘瑾被诛，李东阳推荐他复职，他又回到了北京，进了内阁制敕房。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李梦阳因为弹劾刘瑾被下狱。满朝没有人敢替李梦阳说话。何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为李梦阳辩白。后来李梦阳出狱，两人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但最亲密的朋友，有时候也会吵得最凶。
正德十二年左右，何景明和李梦阳之间发生了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李何之争”。
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学古人，到底该怎么学？
李梦阳的主张是“摹仿”。学秦汉的文章，就要学得像秦汉的文章。就像临帖一样，临得越像越好。他说过一句话：“夫文与字，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写字临帖，临得越像越好；写文章怎么就不一样了？
何景明不这么看。他给李梦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封信后来收在《大复集》里，叫《与李空同论诗书》。他在信里说，学古人要“领会神情”，不是“仿其形迹”。什么叫“领会神情”？就是要理解古人写那首诗的时候在想什么、感受什么，而不是死记硬背人家的字句。他提出了一个比喻——“达岸舍筏”。筏子是过河用的，过了河就该放下筏子。学古人是筏子，写出自己的东西才是彼岸。
他还说了两句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今仆诗不免元习，而空同近作间入于宋。”——你李梦阳近来的诗，已经有宋诗的毛病了。宋诗看起来苍老，实际上粗疏。你自己不觉得，但我看得出来。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李梦阳当然不服，回了一封信反驳。两人的论争越演越烈，“龂龂然两不相下”。
争论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说服对方。但这场论争本身，比谁对谁错更重要。它暴露了“前七子”复古主张内部的一个矛盾：如果学古人只是为了像古人，那学到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堆高级赝品；如果学古人是为了超越古人，那“像不像”就不应该是标准。何景明看到了这个问题，李梦阳没有。
后来的人评价这场论争，说何景明“主创造”，李梦阳“主摹仿”，“各树坚垒，不相下”。但《明史》在对比两人的诗时，下了一个判断：“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粗浮剽窃，反为过之。”——何景明的才华不如李梦阳，但他的诗秀逸稳当，反而比李梦阳那种粗浮剽窃的东西更好。
这个评价不一定公允。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何景明在论争中提出的“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不是空话。他自己的诗，确实比李梦阳少了一些“摹仿”的痕迹。
正德十三年，三十六岁的何景明被任命为陕西提学副使。
提学副使管的是教育，负责一省的学校、科举和学风。何景明到了陕西之后，做了一件在当时不太常见的事：他不让学生死记硬背朱熹等诸家的注疏，而是亲自给诸生讲解经义，讲的是经术和世务的结合。他遴选了优秀的学子进入正学书院，亲自说经，“不用诸家训诂”。关中士子“始知有经学”。
用今天的话说，他做的是一件“教育改革”的事。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来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学生们只需要背注疏就能应付考试。何景明觉得这样不行，他要求学生理解经典本身，而不是记住别人对经典的解释。
在陕西，何景明还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太监廖鹏的弟弟廖鸾镇守关中，仗着哥哥的势力横行霸道，他的随从遇到三司官员都不下马。何景明把那些随从抓起来，在集市上打了板子，当众数落他们的罪状。从此以后，廖鸾的人“人人敛避”。
一个提学副使，管的是教育，跟太监的弟弟硬碰硬，这不太像“分内之事”。但何景明从来就不是一个只做“分内之事”的人。他做中书舍人的时候，管的是起草诏令，却上书骂刘瑾；他做提学副使的时候，管的是教育，却打了太监的人。他好像总是在越界，又好像每一次越界都越得有道理。
但他的身体在垮。陕西的公务繁忙，他又不肯敷衍，事事亲力亲为。正德十六年二月，他病倒了，呕血。
呕血这个症状，在明代文人的记载里并不少见。但何景明这次呕血之后，身体再也没有恢复。他勉强撑了几个月，到了六月，上书朝廷“乞归”——请求辞官回乡。
从陕西到信阳，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他被抬在车上，一路颠簸，一路向南。到了信阳家中，六天后就去世了。时为八月五日，他差一天满三十九岁。
何景明死后，他的朋友和后人编了他的文集，叫《大复集》，共三十八卷。
他写了不少诗。他写过《侠客行》，写侠客的豪气；写过《苦寒行》，写边塞士卒的苦寒；写过《北风行》，写北地的荒凉。他也写过一些讽刺时事的诗，比如《玄明宫行》讽刺皇室的奢欲和刘瑾的用权，《盘江行》揭露官军屠掠人民的罪行。
但让他最出名的，可能不是他的诗，也不是他的文章。而是他和李梦阳的那场论争。
“李何之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了一个位置。它标志着明代复古运动从“兴复古学”转向了“文学复古”——从“用古人的方式关注现实”变成了“探讨文学本身的规律”。何景明在这场论争中提出的“领会神情，不仿形迹”“达岸舍筏”，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为批评“摹拟剽窃”风气的重要理论资源。
清代诗论家对此有过讨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批判了何景明的“舍筏达岸”之说，认为学古必须讲究“规矩”，不能一上来就想着“舍筏”。但许学夷同时也继承了何景明的复古思想，他的批判和继承，本身就是何景明影响力的一种证明。
回过头看何景明这一生，有很多让人想不通的地方。
他十五岁中举，十九岁中进士，是那个时代最年轻的一批进士之一。他的起点极高，才华也极高。按理说，他应该有一个光明的仕途。但他一辈子只做到四品提学副使，三十九岁就死了，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三十两银子。
他好像一直在跟什么较劲。跟刘瑾较劲，跟钱宁较劲，跟廖鸾较劲，跟李梦阳较劲。他明明可以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待着，写写诏书，拍拍马屁，日子不会差。但他非要上书骂刘瑾，非要拒绝钱宁的请托，非要在陕西打太监的人。这些事，每一件都可能给他带来麻烦，但他一件都没有避开。
他跟李梦阳的论争也是一样。李梦阳是他的朋友，是“前七子”的领袖，是文坛上最有话语权的人。跟李梦阳论争，等于跟整个复古运动的主流论争。但何景明还是写了那封信，说了那句“空同近作间入于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答案就在他临终前说的那句话里：“第不昧天理足矣。”不昧天理，就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底线。骂刘瑾是不昧天理，拒绝钱宁是不昧天理，跟李梦阳论争也是不昧天理——他觉得李梦阳的路子走偏了，他不能装作没看见。
他一生写了那么多诗，写了那么多文章，提出了“领会神情，不仿形迹”的主张。但他自己最看重的，可能不是这些。他看重的是“不昧天理”四个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管做什么，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死后，信阳的百姓给他立了一座祠。祠里没有碑文，只有四个字：“诗不负人。”这四个字，与其说是评价他的诗，不如说是评价他的人。他这一辈子，没有辜负诗，也没有辜负自己。
今天，他的墓还在信阳。墓地在信阳师范学院的校园里，新图书馆往西走一百米，有一座小山坡，山坡上有一座圆形的墓冢，高两米，周长约十五米。墓前有三十五级台阶，加上四级过渡平台，寓意他三十九年的人生。每年秋天，墓周围的乌桕树红得像枫叶一样。偶尔有中文系的学生路过，在墓前站一会儿，然后走了。
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何景明是谁。但他们走过的那条路，那些台阶，那个数字——三十九——都在告诉他们：有一个人，活了三十九年，写了三十八卷书，说了几句真话，然后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