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上流传着一段来自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本人社交账号发布的视频，视频里是他与九十年代中国男足聘请的首位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重逢的画面。
三十三年前，牛群、冯巩在春晚舞台表演的相声中“拍卖了”施拉普纳的一根白头发，如今二人重逢，俱已是白发苍苍，这个画面一度引发了网友的感慨：牛群老了。
作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牛群即便后来中途退场，也不影响他在很多人心目中相声大师的地位，过往那些经典的作品足以让他在相声史上留名，但今天人们提起这个名字，更多的还是惋惜。
如果他不去蒙城，如果他继续跟冯巩合作，创作更多的作品，或许相声的衰败还可以推迟几年，而他也绝对会有更高的艺术成就和地位。
我不想多谈牛群与蒙城的恩怨，你说他误入歧途也好，说他为了理想献祭自身也好，只需要看到他的结局潦倒凄惨，就足够令人惋惜。
与此同时，离开了牛群的冯巩同样走上了艺术的下坡路，除了当年跟郭冬临合作的《旧曲新唱》，冯巩在春晚上的作品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只能靠“卖脸”拉情怀，只不过他的社会地位已经焊牢了，这一点是牛群所不能比，或许这就是命运使然吧。
同样可惜的还有陈佩斯。
牛群的相声，陈佩斯的小品，在各自领域里都是巅峰存在，是业内后辈望尘莫及的一座高峰。
不同于牛群的主动离场，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怎么看都有些“被迫的无奈”，外界都说是当年他跟春晚那场官司导致了分道扬镳，其实他们的理念分歧早就有了，且在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里达到极点。
《王爷与邮差》这个小品在陈、朱二人的作品里不算最火的，我们聊起陈佩斯朱时茂，首先想到的是“陈小二”、“吃面条”、“羊肉串”，如今回头再看《王爷与邮差》，忽然觉得有些惊天动地，如果结合当年所处的时代背景，再对比同期的其他小品看，它能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九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依旧沿袭了敢于讽刺的特点，同年赵本山、高秀敏、范伟共同表演的《拜年》，题材就涉及了“干 部 腐 败”、“行贿受贿”、“裙带关系”等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都用幽默演绎的形式化入了插科打诨的喜剧语言里，所以观看起来并不觉得严肃。
但《王爷与邮差》不同，这个作品有着浓郁的民族立场，它把八国联军闯入紫禁城的背景放在春晚舞台上，如果仅从国民联欢的角度看这是绝对优秀的作品，一点毛病没有，甚至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更能博得一些人的狂热追捧，因为它主张的是民族自信，但是1998年有些特殊，那一年，国家正在为加入WTO做收官阶段的努力。
今天说到WTO，很多年轻的孩子都不了解，但在千禧年初，这是出现在高考素质教育里的题目。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而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已经先一步付出了十五年的努力，早在1986年7月10日，中国就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复关”（恢复缔约方地位）申请，从此开启了漫长的谈判之路。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同年6月3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接受中国申请，中国成为该组织观察员。1997年8月4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世贸组织市场准入谈判的双边协议，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世贸组织双边谈判中断。
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新中国走出国门向世界伸出双手，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曲折和努力，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到在1998年，国家对于外国人是一个什么态度，对于牵扯到民族情感与外国人的文艺作品又是什么态度，《王爷与邮差》所秉持的民族立场与情怀没有丝毫问题，但在当时的大环境里却显得与某种大势相悖。
写到这里，我知道有些人一定会说“你真是跪惯了”、“民族自信有什么不对”？可现实就是，这个话题很敏感，而1999年的春晚舞台，也早已不仅仅是给国民看的一场娱乐联欢。
除了民族情感，涉及国际大事也很敏感，我们看到1999年赵本山、宋丹丹的《昨天今天明天》，里头涉及到国际事件，更多的是作为新闻事件的总结被提及，四六八句加上一点点幽默化的调侃，并没有明确的站队态度，所以可看做一种语言的“擦边”。
这一年，赵丽蓉、巩汉林的《老将出马》才是顺应了当时的大势，以欢迎外宾为主调，为了迎宾苦练外语，还精心准备节目，就像花费大力气打扫干净屋子准备迎接客人一样。
今天再谈这些，充满了唏嘘感慨，赵丽蓉已经作古，陈佩斯离开春晚一心扑在话剧事业上，而牛群则彻底告别了舞台，两个缔造了各自传奇的喜剧大师，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谢幕，留给我们无限的惋惜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