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捐献者用器官给了接受者新的生命，而医生就是那个把死亡化作生命的使者。
第一块拼图，叫血管缝合技术，出现在19世纪末的法国。
当时的法国总统在一次公开露面时，被人用刀刺伤，血管断裂，出血不止，马上送到了医院。如果放到现在，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那会儿的大夫没办法给他提供任何有效的治疗，总统就这么没了。总统的死触动了一个叫卡雷尔的年轻实习医生。他认为外科医学中必须有一门技术，能够把断裂了的血管重新缝在一起。当时处理血管受伤的标准操作，是把流血部位紧紧地勒住，没人会像缝衣服一样地缝血管。
卡雷尔不仅有想法，而且真的行动起来。一方面，他从裁缝店里寻找适合血管缝合的针线，另一方面，他痴迷地打磨手上功夫，包括跟花边刺绣的大师学习刺绣。后来，缝合血管成了每个移植外科大夫必修的基本功，这本书的作者就曾经花了两年时间，没日没夜地进行缝合练习，以求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完全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手上针线就能运转自如。
在卡雷尔发明血管缝合术40多年后，到20世纪中期，第二块拼图才出现在荷兰。这个拼图叫做血液透析术。
要搞清楚血液透析是干什么的，就得先说肾脏的作用。肾脏在人体中主要负责把血液中的废物过滤出来，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如果肾脏工作不正常，原本应该过滤出来的废物会在人体内持续积累，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我们俗称的尿毒症。荷兰一位叫科尔夫的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患者，在二三十岁的年纪，由于肾衰竭丧失排尿能力而死亡。他想，既然肾脏的主要作用是过滤，那是不是可以把血液从人体内抽出来，通过某种装置过滤干净后再送回去呢？这就是所谓的血液透析。
科尔夫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说起来很简单。经过几次实验失败后，科尔夫听说，当时用来做香肠的肠衣其实是一种过滤膜。于是，他找来香肠衣的原料，做成密封的袋子，把肾衰竭患者的血装进去，放到带有吸附作用的液体中转动。仅仅过了5分钟后，血液中的废物透过香肠衣过滤了出去，袋子中只留下了干净的血液。透析技术就这样诞生了，科尔夫根据这个原理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透析机。血液透析并不是肾脏移植的必需步骤，但它以体外过滤的方式替代了肾脏的功能，为患者等待器官和移植手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刚才讲到的这两位先驱，卡雷尔和科尔夫，他们在做出了各自的创新之后，都曾经亲手尝试器官移植手术，但全部以失败告终。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器官刚移过去，工作得好好的，不知道怎么着，情况急转直下，移植的器官和接受者的生命一起迅速衰败，就好像有一种未知的力量愤怒地攻击了他们。是什么力量呢？这就要说到第三块拼图，免疫排斥理论。
在二战时期的英国，一个叫梅达沃的生物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导致器官移植失败的神秘力量，就是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会把移植的器官看成恶意的入侵，然后攻击它，哪怕是来自于其他人的一小片皮肤也不行。这就是免疫排斥。那些器官刚移植过去还好好的，是因为免疫系统做出反应需要时间。梅达沃的贡献在于，他为器官移植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要医生们用合适的药物对免疫系统加以抑制，让它少捣乱，器官就有可能在患者体内稳定下来。
讲到这里，三块拼图已经出现，就看谁有能力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凑成一套完整的肾脏移植的地图。二战后，美国成为器官移植研究的主要力量。肾脏移植病人的存活时间，从最初的22天，提升到6个月，再提升到8年。肾脏移植的大门算是打开了。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医学界。到20世纪60年代，心脏、肝脏、胰腺的移植纷纷取得突破。
然而，这些移植手术的平均存活率仍然不理想，比如肾脏移植病人的一年存活率还达不到50%。难点在于，对付免疫系统的药物不够理想。药物剂量小了，免疫系统排斥，移植器官保不住；剂量大了，免疫系统瘫痪，细菌病毒防不住。总之，非常难把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医生们苦苦等待的新药终于出现了。这种药物的名字叫环孢素，环孢素的出现让肾脏移植的一年存活率从不到50%一下子提升到90%以上。此时，器官移植技术才算是相对成熟了。
不过，即使到今天，器官移植手术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器官移植手术太容易引起并发症了。这里我们就不说并发症的医学定义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按下葫芦起了瓢，器官是移过去了，结果又有了新问题。之所以并发症多，一方面是因为这手术大开大合，对人体的创伤很重。另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手术后还需要用药物抑制人体的免疫系统，降低了人体的抵抗力，小毛病也会闹出大动静。手术本身可能挺顺利，手术完需要跟进很多次治疗，处理相应的并发症。正是由于并发症的存在，移植医生在做决策时经常会觉得手头掌握的信息永远不够用，自己的从业经验永远不够丰富。器官移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脑死亡”的概念，其实是在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动下形成的，器官移植改变了人类社会中生与死的界线。
在器官短缺的局面下，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一套完美的排序规则。随着科技的发展，或许未来有那么一天，我们所需要的人体器官，能够从实验室里培育出来，从3D打印机里打印出来，从其他动物的身上长出来，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协调员和医院共同制定了手术计划和运送计划。按照计划，小伙子所在的医院在当天晚上率先启动了器官获取手术，摘下了他的四个器官，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一个胰腺，放在专用的保存液中冷藏。此时，协调员安排的飞机早已在机场等候，四架飞机装着四个器官分别飞往四个目的地。其中，肝脏的目的地就是米凯拉所在的医院，远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州。
这边运送肝脏的飞机刚刚出发，那边梅兹里希就把米凯拉推上了手术台。第二天凌晨，新肝脏一进手术室，梅兹里希马上对旧肝脏进行了切除，把新肝脏放入米凯拉的腹部，然后开始缝合静脉、动脉、胆管。OK，新的肝脏正常地运转，米凯拉得救了。这就是死亡化作生命的整个过程。
有意思的是，米凯拉平时对汉堡根本不感兴趣，但她在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请她的父母给她买个汉堡，并且还吃得津津有味。又过了两周，米凯拉出院了，她从协调员那里要到了洛丽的联系方式，给洛丽写信表示感谢，每个月都写。此时的洛丽还在为儿子的去世感到悲痛，所以过了整整半年才犹犹豫豫地给米凯拉回了第一封信。
在这封回信里，洛丽碰巧提到了儿子在饮食上对汉堡情有独钟。米凯拉收到回信，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不由得身体颤抖，高声地喊道：“果然，他喜欢吃汉堡，我就知道！”那天晚上，米凯拉给洛丽打了第一通电话，洛丽听到她声音的一刹那，就猜到了她是谁，两个从未见面的陌生人在电话里哇哇大哭。
梅兹里希说，每次成功的器官移植，都让他看到两个人、两个家庭通过这件事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他非常荣幸自己能见证这个过程。
梅兹里希说，每个移植外科医生的心里都有一个收纳用的“盒子”，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以往病例中长期累积下来的内疚感。最好的做法，是开会时你把盒子打开，跟大家分享内心的挫败。在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你还得学会把盒子盖上，专心和家人在一起，这样才能继续前进，帮助更多的人。
每当梅兹里希感到脆弱的时候，他经常会想到20世纪的那些从事器官移植的先驱们。曾经，器官移植只是白日做梦，周围的人认为他们是疯子，是杀人犯。他们究竟是在何等勇气的支撑下，才让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梅兹里希另一个能量的来源是器官的捐献者和他的家人们。还记得我们在开头提到的两岁的小男孩吗？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梅兹里希陪着他的父母一起来到手术室。男孩瘦小的身体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台旁边的婴儿床里放着他的毛绒玩具。父母为他播放睡前音乐，读最爱听的睡前故事，亲吻他的脸庞。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男孩的父母送出他们最珍贵的礼物。移植医生的职责就是努力让这些礼物重新变得鲜活，让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是又一段生命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