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定坤，字履霜，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诗赋。诗人兼辞赋家，南雅诗社社长。

古诗的四种读法

我曾撰文《爆红幽默戴教授真的讲出了古诗之美吗》来讨论戴教授说诗，在网上引来一些争议。现今媒体发达，炒红了不少登台说诗的教授，这对传播中国诗词是大好事；但五四以来文脉斩断，现代学术评价体制又一以研究的数据为鹄的，内外交逼，致使很多古典文学教授大都把诗当成了一门冷冰冰的学问，其间也不乏从美学的角度去阐释诗境，而下之者则以自己的体察来煲心灵鸡汤。乱花渐欲迷人眼，致使我们常常忘了真正的中国诗歌之美该如何去体察。

从百花争鸣的角度来看，各种说诗法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此是好事，只是每位读者欣赏层次和角度不一，这就需要对读诗方法进行必要的讨论，以判断哪些是自己需要的营养。排除读点文字、讲点故事、撞击一下心灵之类的浅表娱乐式读法，我以为严肃的读诗方法大致不出四种：文献的读法，文化的读法，创作的读法，接受的读法。若稍加抉发，则不难发现哪一款是最适合我们的。

先说文献的读法。顾名思义，这是指从文献着手，发现诗歌哪句话原来可能作什么，正确的版本可能是什么，后来被误写作了什么。不要小看，这种读法也充满了知识探索的趣味。崔颢的《黄鹤楼》，第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在唐代有好几个选本，可全都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一词之别，于全诗影响甚大。因为作“黄鹤”，前三句都有“黄鹤”，则一顺而下，气象浑然；作“白云”，就没这么有味道了。所以尽管唐人的记载或许更可信，但后人都写作“黄鹤”。又“芳草萋萋鹦鹉洲”，也作“春草萋萋鹦鹉洲”。不过六朝人也有将“春草萋萋”写作“芳草萋萋”的，两者意思并无甚大碍，所以作“芳草”还是“春草”，于原诗意义影响都不大，后人就不甚计较了。

再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这诗我就差点闹过笑话。早年初入诗门，眼界有限，去玉门关旅游，立在小方城也就是玉门关，四望黄沙莽莽，让人神思无限，可左看右看不见黄河，才猛然想起黄河离那远得很，于是到博物馆到处找人打听附近有没有湖或河，结果单位的旅游车开走了，害得我一路猛追，差点迷失在大漠之中。当晚翻检资料，才知这问题前人早谈过，有学者以为“黄河”系“黄沙”书写之误；即便如此，后人却也愿意当作“黄河”来理解，因为这一“误”，诗的境界就更大了，可谓将错就错。所以文献的读法实在是一门探索知识真相的学问，最终所得出的结论，考实而可信，这种读法往往为学者专家所采用。

文化的读法则是将一首诗或者诗的作者，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或者说，概论特定的文化背景，再据此来解读一首诗，以及诗人的心理情感。有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理论的源头，这种方法在我国就一直很受欢迎。戴教授讲唐代诗人的浪漫，李白、杜甫、高适三个大男人“从夏天搞到秋天”，“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最后杜甫说“大哥我不干了”。这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讲唐人浪漫的感觉，其实即是文化的读法，因为他要通过诗中的诗人行动来阐释唐代浪漫的文化气息。

他接着讲唐代人狂得要命，举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之来进行分析论证。他所说的这一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里有专门的论证，这与唐代科举取士打破门阀制度有关系；陈寅恪还花了一定篇幅考杨贵妃是否处女入宫，引发钱锺书先生暗中的不满，其实陈正是要通过这些来考证唐王朝皇室不重礼法。此外，陈先生还通过考元稹对美女的爱情态度，得出晚唐人的婚姻观念，推导出晚唐社会风气。学界称陈先生的解诗法为“诗史互证”，认为他考虑到了文史不分的传统，实际上此说颇为粗疏。

我们还常常看到很多学者讲某句诗，以此去推论诗人的某种精神、某种品德，这也含有文化的读法，因为他们把诗放到了一种文化场中去考察。大致上，百家讲坛上的专家们讲诗词，都采取的是这种读法。因为这种读法的好处，可以拓展背景，讲故事，还原人物在场感。走红的戴教授讲诗，基本上也采取的是这种讲法。文化的读法应该是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因为文化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又因为这种读法是辐射型的，只要能自圆其说，便可以成就纵横捭阖、知识渊懿的形象，圈粉无数。

最玄妙的是创作的读法。这是站在创作的角度，去弄懂一首诗究竟写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这诗究竟写得怎么样，美在哪里。而这些追问，还必须要落实到字、句、篇上去。比如李白诗，后人常说他天才挥洒，不见法度，赵翼《瓯北诗话》便说“（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所以今人读他诗，往往讲讲李白的潇洒气质、豪放风格之类，更甚者便说李白诗是冲口而出，是大白话，人人懂得。其实不然。

把李白诗看成毫无法度，那真是太不懂诗了，站在创作的角度，仔细揣摩，他诗中的取象、用字、手法等，较然可见。如他遇赦欲返归中原时作的《朝发白帝城》，我们就要追问，为什么是“朝辞”而非“晚辞”，是“彩云”而非“黑云”，真有吗？“千里江陵一日还”，真有那么快吗？两岸真的有“猿声”吗？这般一路问下来，便发觉所谓的冲口而出，肯定靠不住。假使读者到三峡去坐一坐船，我相信你不一定听得到两岸的猿声，因为江上最抢耳的声音一定是混杂的风浪之声。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所谓“朝辞”“彩云”“猿声”全是取象，未必属实；其目的是要表达一种快乐心情，所以用“猿声”还含了以“哀景写乐景”的反衬手法。

如果更进一层，会发现，诗中关键是一种语辞脱化，它来自《水经注》“三峡”，即所谓“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棠。”这样就搞明白了，李白是过三峡，自然地想起了前代著作描写此景的句子，便顺手脱化来写自己的心情，其中融涵了一个写作的过程，包含取象、下字、手法、结体等。由是进而明白，此景合此情，李白恰在有天下至情至悲之猿声的三峡遇合了大赦返归的至乐心情，两相凑泊，于是以此反衬，浑然无迹，洵为作手。明乎此，李白的其它诗，我们也得换一种读法，这样《送孟浩然之广陵》《山中与幽人对酌》这些名篇，便都不再是冲口而出的口语诗那么简单了。我曾归纳李白这种写法，叫“妙造无痕”，我以为一定要读出他的“妙造”，才能知诗之真美。

李白诗相对好读，但到了杜甫，就难了。因为杜重诗法，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晚节渐于声律细”“佳句法如何”，都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他写诗有深入的思考，诗法精细，套路多多。我少年时读《春望》觉得不过如此，后来再读，发现不得了，后来学写诗了，觉得有常语，等最后对五律有进一步的体察，才发现内在结构的精细，一句连一句，一环扣一环，各句有叙写内容和造句方式的变化，真是意味无穷，张力无限。所以我常说，杜诗太牛了，诗艺是迷人的，读者水平有多深，就能读到他有多牛。

可见，创作的读法很难，因为不仅要自己会写，还要努力写得好。这种读法在研究上却不易被人接受，不讨好，因为研究讲求证据、求实证的传统，专家会以为，这种读法是一孔之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古人因为能写，他们读诗说玩味揣摩，不过就是这种读法而已。可知这种读法最大的好处，是和古人内心世界靠近，和他们对话，并且还能破除“知人论世”说的虚妄之处，让我们知道由某句诗推出诗人具有某种品德的说法并不一定可靠。

接受的读法是误解最多的一种，其中的水也最深最浑。这是指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去解读古诗的意境，或者加以运用。此法在西方接受美学传入中国以后，更为风行，因为古来读诗便有着“诗无达诂”的传统。其实此为误解，害人颇为不浅。“诗无达诂”最早是由汉代董仲舒论《诗》提出来的，是说解《诗》可以多样化阐释。董仲舒是要立儒家的，所以解《诗》带有阐释学的目的，即为构建自己的思想学说而服务。而且，先秦时期也有用《诗》“断章取义”说，就是说，在外交场合引用《诗》的句子，“断章取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很明显这都是指对《诗》的运用，而不是解读。就是说，“诗无达诂”的原义是指向于用“诗”法，而不是读“诗”法。其实后代人能写诗，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这四个字并不在严肃的阅读和写作场合流行。

今人引进接受美学，主要针对小说的阅读，意谓经典作品的意涵丰富，各时代永不过时。比如《红楼梦》《西游记》，很多意思，其实是后代读者读出来的，原来也许并没有。其初衷也不错。说到底，这还是一种研究方法，运用到诗上，不一定很合适。诗学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可惜的是，两种方法都被世俗化、庸俗化。今天没多少人能写诗、愿意真正的写诗了，常识大大失落。常人一读诗，有不同理解，便说“诗无达诂”，简直是胡搅蛮缠。殊不知这样“达诂”，离诗的本义越来越远。因为读诗是体读，是获得；用诗是使用，是六经注我，两者是决然不同的。

大致说来，四种读法并不都单一地被加以使用。学者做研究，用得最多的是文献读诗法和文化读诗法。可惜好多忽悠型的网红，其实未必真懂诗，靠的也正是第二种读法，讲了大半天故事，扯了一堆笑谈，谈了作者如何如何，朝代如何如何，关于诗本身，倒没真正有一句说到痛痒处，还认为读出了“诗美”，靠这样来传播传统优秀文化，其实颇有买椟还珠之嫌。各种读法都有用处，古人讲取法乎上，要恢复对诗的基本审美判断力，提升自己的境界和高雅情怀，真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以为非第三种不可，当然为了追求趣味性，可以适度结合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