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很重要——尽管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细节，但作为整个教育环节中一个关键点，教授学习的方法不容小觑，应优先于知识的传授。
借力打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是每一种方法都适合自己，但别人的成功总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懂得取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一台电脑的配置如何，内存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大脑的记忆能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内存。与电脑不同的是，我们的大脑是可以通过锻炼升级的
今天继续分享记忆的方法——宫殿记忆法。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作者史景迁。
1596年，利玛窦教授中国人建造记忆宫殿之法，他告诉人们，这个宫殿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希望记住多少东西：最有雄心的营建将由几百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建筑构成。利玛窦说，“多多益善”，但又补充道，一个人并无必要上手就建一座宏伟的宫殿，他可以造一些朴实的宫室，又或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建筑，诸如一座寺观、公府、客栈，或是商人会馆。倘若此人希望从更小规模着手，则可建一个客堂、亭阁或是书斋。要是他希望这个处所更为私密，则不妨设想亭阁之一角、寺庙里的神龛，甚至是衣柜和座榻之类的家用物件。
在总结这个记忆系统时，利玛窦说，这些宫殿、亭阁或座榻都是存留于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建构，而非由真实的材料造成的实在物体。这类记忆的处所有三种主要来源：其一，它们可能来自现实，即人们亲身所处之地，或亲眼所见并在记忆中回想起的物体；其二，也可能是完全出于虚构，随意想象，不论形状和大小；其三，它们可能半实半虚，比如一座人们熟悉的房屋，但设想在其后墙新开一扇门，以作通往新空间的捷径，又如在同一座房屋正中想象出一条楼梯，以循此登入并不存在的更高层级。
在脑海中构想出这些建筑的真正目的，是为无数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而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体。利玛窦写道，对每一样我们希望记住的东西，都应给予它一个形象，并给每个形象分配一个位置，使它能安然存放在那里，直到我们准备通过记忆的行动收回它。只有这些形象都各得其所，且我们能迅疾地记起它们的位置，整个记忆体系才能运作。鉴于此，为了便于记忆，显然最简单的办法是依靠那些真实的、我们了熟于心的处所。然而，按利玛窦所想，这也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正是通过不断增加形象以及存放形象之位置的数量才能增强我们的记忆。那么中国人将纠结于这个烦难的任务，即创造无数虚拟的场所，将实和虚的场所混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复习将其永铸于记忆之中，最终使那些虚拟的场所“与实有者可无殊焉”。
虽然利玛窦对他的记忆体系之价值确信无疑，但就在1578年他搭船远赴东方之前，这套体系在欧洲已经开始遭到质疑。学者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尽管对魔法和科学炼金术很感兴趣，但他在1530年代出版的书《艺术与科学的虚幻和不确定性》（The Vanitie and Uncertaintie of Artes and Sciences）当中说道，记忆法中所捏造的“怪异形象”使得人们天生的记忆力变得迟钝，这种在人们头脑中塞入无止尽的信息碎片的尝试通常“不会使记忆更加深刻和确定，反而会引起疯狂和迷乱”。阿格里帕将这种炫耀知识的做法视为幼稚、好出风头。在1569年出版的英译本中，他这种厌恶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这是一件丢脸的事，这群无耻的人妄称要搞出一套新东西，但他们写的玩意就像商人处理货物，叫卖得越响亮，内心就越虚弱。”诸如伊拉斯谟（Erasmus）和梅兰希顿（Melanchthon）这样的宗教思想家都认为，这些记忆体系其实来自早期修道士的迷信活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拉伯雷在1530年代也以极具感染力的讽刺手法，进一步质疑了这类记忆法。他在《巨人传》中描写了高康大如何在老师霍洛芬尼的教导下熟记了当时最深奥的语法著作，甚至还包括“捕风君”、“饭桶君”、“马屁君”等学者做的精深的全部评注。结果是，拉伯雷郑重其事地写道，尽管高康大确实能将他读过的书“倒背如流”，“就像所有在炉中烘焙出来的人那样睿智”，但若有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机智的评论，那么“想从他嘴里掏出一个词来，比让死掉的驴子放屁还难”。到了16世纪末，培根（Francis Bacon）本人对能够组织和分析资料的“自然的”记忆力量十分着迷，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种人为的记忆法作出明确批判。虽然承认这种记忆训练法所取得的效果在表面看来十分惊人，他称之为“非凡的卖弄”，但培根还是判定这类体系在本质上是“无益的”。“我没法估计出自己仅听一遍就能背诵出来的名字或者单词有多少”，他写道，“就像我没法知道自己会玩多少翻跟斗、走绳索之类的杂技把戏，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身体上的，但都一样，奇异但毫无价值”。
尽管，宫殿记忆法很是流行，我还是有些与当时西方的质疑者所感相同。到底是否可行，有待日后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