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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凉了，大街小巷飘起了烤红薯甜甜的香味，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童年。
自我识事起，家乡已勉强能填饱肚子，而对此，红薯等杂粮功不可没。
红薯对于我，就好像一个性情多变的爱人，一下让我深恶痛绝，一下又令我欢喜无限。
后来渐渐明白，这是品种、场景、时令相异之故。
上世纪70年代，家乡的红薯品种大体只有两种，一种红皮白心，表皮粉红，长纺锤形，多种在山脚易灌溉的田里，水分多口感清甜，有点像水果，可生吃，幼时我和小伙伴常会趁拔猪草时，不待其成熟，偷挖一两颗，用衣袖擦擦就吃。但这种红薯产量低，生产队只会种一二畦，分给村民尝个鲜。
另一种红薯，皮淡近浅土色，形状多样，个儿也大得多，一个就有一二斤的，一窝五六斤也是寻常事，是当时的主流品种，也是大家日常口中所说的红薯。
这种红薯甜味少，不说生吃，就是煮熟了，也因太粉太干常噎在口中难以下咽，我尤其排斥，家里哪顿吃红薯，母亲总不得不特意在红薯中间给我蒸上一盒饭。
记忆中跟父母上山砍柴，因路远为节省来回时间，通常会带上红薯当干粮。起初我宁可挨饿也不愿吃，到了挑柴下山，半路上，又饿又累，走一步就手脚发抖，只得停下来，坐在山路边，从母亲那拿过冷红薯，可内心还是很拒绝，慢条斯理剥了皮，勉强地咬上一小口，赖赖地嚼着。
令人意外的是，口中的红薯竟渐渐嚼出香甜来，而且似乎越嚼越香，越嚼越甜了，力气就回来，接上了。
但第二天再去吃那个红薯，却还是之前讨厌的那个味。可见那香甜，分明只是饿极后的错觉。
神奇的事情发生在冬天，红薯来了个华丽的转身。
依旧只是将洗净的红薯放入铁锅，加点水煮，但这时锅盖上冒出的热气是香的，煮熟的红薯吃起来也甜糯了。自然我对红薯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下午放学回家能捧上个红薯啃，哪怕是冷的，也成了我那些天的一个小愿望。
家乡属丘陵地带，农业学大寨时开荒造田，造的也多是旱地。
红薯是土地最不娇气的儿子，不挑地，田头地角、山坡路边，只要晚春趁个阴雨天，剪几段藤，往土里一插，就活。
夏日里，红薯被晒得瘪蔫蔫的。你又没那么多工夫去挑水浇，眼看着藤叶发黄、枯萎，心里就凉了。可过段时间再去看，红薯竟又郁郁葱葱，藤叶铺了一地。
因此村里的旱地，大多种了红薯。
秋天生产队收了红薯，各家各户都能分到许多。
为防止红薯霉烂，很多人家将红薯刨丝晒成干保存，以后随时拿来杂到米里做红薯饭，或浸湿揉碎掺在面粉中做窝窝头。
也有不少人家会在村周边较高的田坎上挖个洞，放进红薯，再用砖块淤泥封好。这样保存的红薯，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跟刚从地里挖的一样新鲜。
还有人家为图省事，将红薯放进了生圹中保存。生圹也叫寿穴，是家人为老人提前在山中做好的墓穴。秋冬经过山脚，若看到墓穴口简单地用红砖封住，没有墓碑的，一定是那家人藏了红薯。
藏在洞中的红薯不会被冻烂，若留到来春还没吃完，地气暖了会发芽，则正好当种秧了。
心灵手巧的父亲会将一些红薯，用干稻草包扎起来，像个小灯笼似的，挂在楼板下的横梁上。
除了生产队里分的，父亲也在自留地或山脚路边开垦零星荒地种红薯。对自己种的红薯，父亲挖时会特别小心，留着七八公分长的老藤，一窝一窝完完整整起出来，将几窝红薯的老藤扎在一起，挂在楼板下的横梁上，比稻草包扎的更透气。
挂在梁上的红薯，比放在屋角的红薯水分蒸发快，不但不易抽芽霉烂，也会更快变甜。
洗红薯粉，是通过提取精华来保存红薯的。
洗净的红薯在村加工厂粉碎成浆后，用水桶盛着挑至塘边，塘边早备好了大木桶，桶上横码着一个木架，上面是一个大笊篱，笊篱里套着个纱布袋。
将红薯浆倒入纱布袋中，不断加水揉洗，一直揉到水清，挤压尽水，倒了残渣，再重新装一袋红薯浆接着揉洗，如此循环反复，等浆水装满大木桶，可以舀出盛到水桶里或者大盆中存放。
静置沉淀一夜，次日清晨，倒尽上面的水，桶底就结着厚厚一层淀粉，将淀粉一块块铲出晾晒在竹簟中，等稍干再掰成小块，直晒至完全干燥，再捣得更碎。
因洗红薯粉人家太多，那些天池塘里的水被污染，鱼都浮了头，翻白，不怕人，有的傻傻游到塘边，拿竹篮一抄，就能捞上来，红薯季真的给过爱捉鱼的我不少惊喜。不过，这样的机会也不多见，村里往往会及时让景山水库开闸，冲换塘中的水。
红薯粉雪白雪白，但奇的是，做出来的粉条或羹却是棕褐色的。
记得早年我家曾叫人上门来做过粉条，上门来做的是相邻的月塘畈村的人，其中一个叫枝信，好像叫我妈为表姐，可能和我妈是远亲。
那时我还没上学，因为我必须站在灶边的一块石头上，才能看清锅里的东西。做粉条好像过年前炒米一样，大人们要围着灶台转很久，年幼的我也懂，这样的日子不是节日临近，就是美食当前。
做粉条最关键的工序是蒸饼。蒸饼的工具是一个大木箱，一个有四五层抽屉的蒸笼。
蒸饼时把大木箱架在锅上，每层抽屉底部铺上湿纱布，等锅里的水烧开，就从下往上，每个抽屉倒入薄薄一层调好的红薯粉浆，等第一层凝固熟透，再倒入第二层，如此反复添加，直到每个抽屉都倒满蒸熟，时间起码要几个小时。
白天大家都得到生产队出工，蒸饼就只好安排在晚饭后。虽然我满怀兴奋、惊奇和期待，但最后还是抵不住睡意，没熬到蒸饼结束。
等我第二天清早起来，枝信他们已经来刨粉条了。前夜蒸好放凉的红薯粉饼，像一块块厚厚的长方形棕褐色砧板，如胶那般光滑，有些透明，硬实微弹。
枝信他们将红薯粉饼固定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一个坐着用带有细密刨眼的刨子刨，一人在旁接住刨出来的长长粉条，折成一把一把放在米筛里，再由我父母端到外面的簟席上晒。
刚刨出的粉条柔软至极，像丝线一样任你揉折，可晒干就很僵硬了，而浸湿或烧熟后，又会变得柔滑异常了。
也许是粉条的制作流程比米粉干复杂，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人力，在人们的心目中，粉条更显珍贵，一般人家都舍不得像米粉干、面条那样煮了当正餐，而是搭以青菜、咸菜、豆腐、鸡蛋等来炒菜做汤，至于猪肉、排骨、蘑菇等来炖粉条，那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事。
当时乡间人家举办宴席时，有一道必不可少的荸荠肉丸粉条汤，荸荠甜脆，肉丸紧实，粉丝滑爽筋道，美味至极。
刨粉丝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边角料，母亲切成小块，晒干收藏着，到春节来重要客人时拿出来，油一炸，立刻就膨化几倍大，还变得雪白雪白，趁热撒点盐，油咸酥脆，吃一块，余香满口，接近当今的薯片但更好吃，可惜母亲只能让我和两个妹妹尝个一两块，其余都得拿去招待客人。
也是为了招待客人，母亲那时也做薯片。
母亲会选个晴好的日子，起早将头晚煮熟的一大锅红薯，去皮在大石臼中捣成泥，再装进大钢精锅里备用。
母亲坐在小竹椅上，将一块湿纱布铺到面前倒扣在方凳上的脸盆底，手上沾点凉开水，抓起一把红薯泥，按压拍打均匀，做成一个脸盆底大小的圆薄饼，再撒上些芝麻，略压一压，使芝麻都嵌在饼中。然后提起纱布，一翻，将红薯饼撂在米筛、糠筛、团箕上，等放满一个盛具，就端去晒。
等晒至半干，母亲将红薯薄饼切成菱形或短条，再继续晒，直到完全干透。到腊月小年前后炒米切年糖时，也一起将薯片炒熟。
炒薯片要先将一些比粟米略大的细沙粒倒入锅中炒热，再放进薯片，这样受热均匀不会炒焦。炒好时，用筛子筛下细沙粒，用以继续炒下一锅。细沙粒一年年重复使用，早已变得乌黑发亮。
炒好的薯片不能马上吃，不但烫牙，还有些发软。
这样制作的薯片冷却后硬脆，色泽如油条那样金黄，吃起来嘎嘣有声，越嚼越香。
香甜硬脆的薯片，在当时乡间，是春节待客的最好茶点。
再来说烤红薯，我们儿时也有，常见的就是炒菜烧饭时，把红薯扔进灶膛里，但火候很难掌握，有时没烤熟，有时烤焦了。没烤熟的不好吃，只好扔了喂猪，烤焦了香，也多少能吃一部分，只是会吃得一嘴黑，满脸似花猫，大家相互看着笑。
冬日里，我们还会趁父母不在家，拿几个红薯到野外烤。没有炉子，就选一块背风的坡地，拣些石块，垒个简易灶膛，拾些枯树枝点起火，把红薯放进去煨。
火苗在寒风中噼啪作响，柴火香夹杂着越来越浓的红薯香弥漫在空中。用筷子粗细的树枝能轻松扎穿红薯时，就意味着红薯熟了，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扒拉出来，也顾不得烫手，将红薯掰为两段，贪婪地吃起来。那冒着热气、香甜软糯的红薯，又因是自己烧烤的，滋味就更令人难忘了。
真正接近当今街上烤红薯的是砖窑出品。
村口门前塘的西边是个小晒场，晒刚做好的砖瓦，小晒场的西北角依山坡挖了土窑，烧制砖瓦。父亲回村务农前在镇砖瓦厂干，自然成了村窑的全把式，做砖制瓦、装窑烧窑样样拿手。
烧窑多在冬闲，此时砖瓦坯已干透，松毛柴草煤炭都已备齐。
当窑上的缕缕青烟升起，小村便有如沐春风之感。砖瓦窑一点上火，少则要烧上三五天，多则七八天。窑口搭着的稻草棚，就似夏日的弄堂一样聚人气，人们有事没事都爱往那蹭。
去得最多的自然是我们孩子。孩子去窑口不是去听大人谈天说地，也不是去取暖，而是为了最地道的烤红薯。
烧窑的师傅并不需时时添柴加煤，通常会满足孩子的请求，包括我父亲轮值时。不像家里烧饭做菜时间紧促，窑中烤红薯，不用埋进柴火里，只要放在膛口边上，等慢慢煨熟，皮透着焦香，淌着糖油。
拿起烤红薯，烫得左手倒右手，指尖沾了黏黏的糖，舔一下，也是甜滋滋的。掰开皮，一股白气冲出来，咬一口橙红香软的薯瓤，更是像浸了蜜那样甜。
如今的烤红薯很甜，只是没有了过去烤红薯的自己，和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