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长孙皇后，人们常将其所著《女则》与班昭《女诫》混为一谈，进而误认她不过是封建礼教下“三从四德”的典范，被视为是对女性尊严的凌辱。此等误解，源于对历史的无知与轻信。史载《女则》乃长孙皇后采撷古代女子得失事迹，加以己见评述而成，实为读书笔记。其价值观主要聚焦后妃政治操守与治国辅政，倡导的是女子才学与政治能力，且明朝后此书便已失传，与《女诫》是截然不同的两部书。批判长孙皇后为“女德代表”，实乃千古奇冤。

    真实的她，绝非唯唯诺诺、唯夫是从的深宫妇人。玄武门惊变前夜，她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李世民的股肱之臣同心戮力，共商大计。事变当日，她更亲临玄武门，与李世民一同擐甲执兵，慰勉将士。此等胆魄与担当，岂是囿于闺阁、只知以色事人、唯夫命是从的寻常女子可比？“巾帼不让须眉”，长孙皇后当之无愧。

      回溯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功勋卓著，却也深陷政治漩涡。自武德二年刘文静事件后，高祖李渊便对其心生嫌隙。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屡进谗言，勾结后宫，不断挤压李世民的生存空间。至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后，兄弟阋墙之势已不可逆转。眼见丈夫与君父日渐疏远，又遭东宫、齐府联手攻讦，后宫诋毁之声不绝，李世民处境岌岌可危。此时，作为秦王妃的长孙氏挺身而出。她以女性特有的政治智慧，斡旋于朝堂后宫之间：修复李世民与李渊的父子裂痕，弥合其与后宫嫔妃的嫌隙，更将探知的朝堂动向，及时传递给在外征战的丈夫。正是她的竭力周旋，使李渊一度缓和了对李世民的态度，也为秦王掌控全局提供了关键支持。

      可以说，从武德末年的波谲云诡，直至玄武门之变的血雨腥风，长孙皇后始终身处风暴中心，与李世民共担风险，同历生死。

      纵观唐朝诸后，长孙皇后或许非权势最盛，亦非声名最显，然其“千古第一贤后”的美誉，却为史家所公认。后世史官“贤哉长孙，母仪何伟”八字定评，奠定了她无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无论是何种“贤后”榜单，她必列前茅。

      李世民誉其为“佳偶良佐”，实乃至评。伉俪情深之外，她更是太宗政治上的重要辅弼。她饱读史书，常借古鉴今，匡正太宗施政之失。虽自册立为后，常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为由避嫌，不预朝政，但在关乎国本、朝纲的重大时刻，她从不吝于直言进谏。贞观年间，她以其独特的方式守护忠直之臣，体恤宫婢仆役，谏言太宗亲贤远佞、以史为镜，尤其力主抑制外戚权势，严防其干政。当我们审视贞观之治的辉煌成就时，长孙皇后以其智慧与德行所做出的贡献，实乃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她深具远见卓识，虽未能最终阻止长孙家族在政治漩涡中倾覆的悲剧，但在其生前，她已为保全家族竭尽所能，其心可昭日月。

      长孙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风雨同舟二十三载。生同衾，死同穴，开帝后合葬之先河。任岁月流转，沉睡于昭陵的帝后，早已超越帝王的尊荣与后宫的桎梏，以其智慧、胆识与德行，共同铸就了“千古贤后”的不朽典范，万世流芳，永受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