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慕韩
苏联专家迪托夫同志，是1952年应邀到我国来的。他到玛纳斯已是千里冰封，寒气逼人的季节了。
当时，我们正在讨论兵团党委指示:“棉花亩产籽棉四百斤”。这个现在看来很低的指标，在那时候，简直是个大胆的设想，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心中无底。
因为，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纬度偏北，历史上基本未种过棉花，只是在解放军进疆后才把它变成植棉区亩产籽棉不过才百斤上下。
不用说，我们对整个自然界的控制还无能为力，就连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也还非常缺乏经验。
正在我们对提高产量三倍的可能性看得不清，对兵团指示领会不深，举棋不定的时候，迪托夫专家在陶峙岳司令员陪同下，到玛纳斯来了。
经过调查研究，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司令员能保证每亩施肥三千斤，他就可以保证达到党委所提的亩产量。”
后来，就这样签定了协作合同。
初次和专家接触，我虽然佩服他的大胆、敢干的工作精神和直爽、干脆的军人风格，但是要真地达到那样的产量，我还没有信心。
第二年春天，由迪托夫同志主持在石河子办了一个植棉训练班，并亲自动手编了一套讲义，进行了系统地教学。
他为了赶编教材，往往工作到深夜。这次训练班，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丰产信心。
迪托夫同志的理论修养很深湛，但也更务实际。
他常常对我们说，他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到一个园艺试验场去工作，里面一位老工人，天天只教他刨地，当时他很不耐烦，但以后才明白:没有亲身的体验，光能说理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当迪托夫知道植棉能手刘学佛同志将要到内地指导植棉时，便一再嘱咐他:“说理论你是谈不过人家的，要实际地作出成绩让人家看。
这以后，我们和迪托夫的接触就频繁起来了。
他常常突然地出现在田间，检查我们的施肥、选种、牲畜、工具等准备工作。
他看到我们的战士使用的犁铲很钝，就说:“犁铲要磨得像刮胡子刀一样锋利!"
乍一听，这简直是个笑话，可是工具的准备工作，却从此被十分重视了。
他常同陶司令员一起，把好些场的干部集中在地头，亲自教他们间苗、定苗、整枝、沟灌和细流灌溉的方法，坚持到每个人都会做了才罢手。
有一次，我陪他到农七师去，见几个战士用小镰刀收割苜蓿，割得又慢又吃力。
专家问:“一天割多少?”
“一亩多一点。”战士们回答。
迪托夫同志听了就对我们说:“割苜蓿的定额，不应是一亩，而应是一公顷。”
他又问战士:“你们没有大钐镰吗?”
“有。”
“为什么不用?”
“我们试过，钐镰不好用。"
当时，我们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件事。一问完，我们就同他走到其他地段去了。
吃过中午饭，我们安排迪托夫同志睡觉，便都休息去了。快起床时，只见迪托夫睡的床空着，问别人，都说不晓得。
到上工的时候，才见他扛着一个大钐镰兴冲冲地走来。原来，他牺牲了午睡，到木工班安装钐镰去了。
他对我们说:“今天中午，我要去割苜蓿。”说完，转身就走。我们陪他到了苜蓿地，他立刻脱了外衣，动手割起来，割得又快又好，一会儿就是一大片，看起来那钐镰也挺好使，我们才知道是他安装的和我们不同。
七月的玛纳斯，午后的天气是够热的，他又有点胖，脸上尽是汗水。他一面割，一面教，直等到他把那些战士都教会了，才放心地和我们一道离开那块地。
回来时，我们请他休息，他不肯，又出发察看农田去了。
那时，农场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车子行驶起来，又颠簸，灰尘又大，弄得满身灰泥。
迪托夫同志虽然尽力装出不疲倦的样子，但从他充血发红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是多么需要休息啊!可是一下车，他又立刻投到繁忙的工作中去了。
司令员和我们为保证专家的健康，对他的工作量作过一些节制，但我们的这种努力，常常是没有作用的。
迪托夫同志在指导检查工作时，总是把下一阶段的工作也要提醒提醒。到下阶段最关键的时候，他就来了。
他来得那么突然，往往弄得我们来不及准备招待他，而只有一大堆现成的问题有待向他请教。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给予明确、具体地解决。越是忙，他的兴致也越好，妙语层出，谈笑风生。和他在一起，我们也感到十分快活。
迪托夫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同样对事不对人地严格要求别人。工作搞好了，那怕是一点，他都大加赞扬。
二十三团政委成皓生同志，向他和司令员汇报棉花的播种准备工作，他听了很满意，以后每到一处就说:“他不像在听政治委员介绍情况，倒像在听一个有成就的农学家谈自己的业务哩!”
我还记得二十四团播棉花时，没有播棉机，我们自己试验用谷物机改装，更换了一个间隙较大的自制排种杯，试验成功后，迪托夫同志对此评价很高，他请司令员在全兵团推广，连连地说:“我一定把这个创造，带到苏联去，带到苏联去。”
另一方面，他对工作中的缺点。又很严肃认真，不马虎，不苟且，不仅批评而已，而且要告诉你改进的办法。
在石河子教课时，需要草泥炭作为第二天的实物教材，当天下午，迪托夫请葛占鳖同志帮他准备。
第二天一清早，他检查工作去了。回来时，葛占鳖同志告诉他没有找到泥炭。
他听了什么也没说，找了一把圆锹，坐着车子就走了。半小时后，他把一块方方正正的泥炭放在桌面上。迪托夫对待工作就是这样的满腔热情。
1953年，在迪托夫同志的指导下，玛河流域棉花丰产了。在两万亩地上，获得了平均近四百斤的亩产量。我们二十四团的四千九百多亩棉花，籽棉达到了亩产四百一十六斤。
这以后，专家的着眼点，就转移到农田规划、营造林带方面去了。
他的教研室、专家接待室里，经常挤满了各垦区请教指导规划的人，就是现在一四三团这个全国出名的花园农场，也是在专家的指导下搞起来的。
一九五五年秋天，迪托夫同志回国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科学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玛河流域的战士们，非常珍视和专家之间的情谊。我常听到战士们在自己作物丰产了的时候说:“这是从迪托夫专家那里学来的。
迪托夫同志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遥祝迪托夫专家永远健
康!
【后记】
迪托夫的援疆故事，是跨越国界的科学传道，更是中苏人民守望相助的温情见证。他带着技术与热忱踏冰而来，在玛纳斯荒原打破北疆植棉的产量桎梏，用实干与严谨，为兵团农业埋下丰产的种子。
面对亩产四百斤的“大胆目标”，他不尚空谈，以实地调研立下协作承诺；深夜编讲义、地头教技术，把理论化作职工手中的实操本领。磨犁铲如剃刀、午休改装钐镰、亲割苜蓿示范、自寻泥炭教材，他从无专家架子，每一项要求都落地生根，每一次指导都倾尽全力。
他既善褒扬创新，力推兵团改装播种机的经验传回苏联；也敢直面不足，批评后必授改进之法。
正是这份严谨务实、满腔热忱，让北疆两万亩棉田产量突破，更孕育出花园农场等标杆样板。
迪托夫留下的不仅是植棉技术与农田规划经验，更是国际主义的赤诚、科学求实的作风。岁月流转，玛河流域棉浪翻涌，兵团人始终铭记这位异国挚友。
他用行动诠释：真正的援助，是授人以渔；真正的友谊，是同心筑梦。这段跨越山海的情谊，早已镌刻在兵团发展的史册里，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