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毕业十年了，也是参加工作的第十年。与上个十年相比，这十年生活确乎是波澜不兴，少了些青春意气。上一个十年，母亲在南方务工的见识如星火，点燃了我心中的微芒。她倾尽囊中仅有的钱，将我送入解放路中学借读。那学校虽口碑平平，于我却是命运悄然转轨的起点——多年后我与母亲笑言，若无那次转学，此刻我大约仍在某处工厂拧螺丝，重复着一代又一代的宿命和循环。
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又成了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在大学中，我如饥似渴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加入读书会、诗社，以笔名“汪笔刃”发表稚嫩却真诚的作品，甚至有幸成为中国文联的一员。更难忘的是在大连结识了一群陕西同乡，在他们信任下，我竟成了老乡会会长。那是我成长最快也最快乐的时光，朋友、故事与酒，如清泉汩汩，消解了少年愁绪。周国平在《风中的纸屑》里写道：“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这些现在看似“无用”的沉醉，正是灵魂深处最本真的安顿。
2015年毕业后，我怀揣热忱参加了工作。十年轮转，从县区默默无闻的政企客户经理、网络装维管理，一路行至市公司的新闻宣传、综合秘书岗位。这路绝非坦途，既有山重水复的困顿，亦遇柳暗花明的转折。遭遇过职业生涯的艰难抉择，也承接过贵人无私的援手。七年是个奇妙的数字——婚姻七年，和我大学的对象从一见如故到现在恩爱如初；在市公司亦工作七年。多少个夜深人静，我苦熬于文字材料的重山叠嶂，一笔一划如凿壁取光，几乎怀疑自己天生与文字为敌；又有多少回披星戴月踽踽独行于汉江边，掏出手机欲发朋友圈，敲下“星光不问赶路人”，复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去。工作后许多人问：“为何不再发表作品？”我无言以对，只觉心中那汪活泉渐枯了。如今偶有“作品”，亦不过是命题作文罢了。
毕业后的十年，恰如汉江无声流过安康城郭，仿佛波澜不惊，汩汩流淌。然而水面之下，灵魂深处却从未停止过一场艰难而必要的和解。
人生中许多困顿，根子常在“我执”二字。执于年少时汪笔刃的锋芒，执于诗酒文章曾带来的荣光与慰藉，执于一个“有用”与“无用”的僵硬分野。当案牍劳形代替了秉烛夜书，当“命题作文”取代了自由创作，心头便横亘着巨大落差，仿佛关于文字的价值已索然无味。于是深夜伏案，字句艰难如攀岩，竟至于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路径。
然而这落差感，不正源于将“过去之我”奉为圭臬、视“今日之我”为平庸的执念么？那“以笔为刃”的锐气与“诗酒趁年华”的挥洒，诚然可贵，但人生岂能始终停泊在青春的码头？所谓“理想”，若只凝固为昨日旧照，便成了捆缚今日脚步的绳索。和解，首先是与自我的时间性和解——承认生命的河流有激越的险滩，亦有平缓的深潭，每一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风景与力量。执于凝固的理想，恰如执意逆流，除了满身疲惫，又能抓住什么？
和解并非放弃，而是于生命的幽谷中，重新辨认价值的矿脉。正如周国平所言，那些“无用”的诗酒滋养了灵魂的沃土。如今伏案写公文材料，字斟句酌间，我渐渐体会到另一种“有用”的深沉力量：一篇调研报告，或能推动一个业务前行；一则新闻宣传，亦可传递温度与方向。这份“有用”，少了些浪漫，却自有其如树根般沉默而坚实的重量。
如此日复一日，我竟在“命题作文”的框架里，触碰到一种奇特的自由。这自由源于认清岗位责任后，依然能于条框内尽力雕琢文字的真诚与温度。原来所谓“自由”，从来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性，而是于认清边界后仍能深耕一隅，在有限中开凿无限可能的精神空间——如同根在岩隙中生长，终能撑开一片生命的绿意。
和解更深一层，是理解理想本身的辩证法。常言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则只想当将军的士兵，怕也未必是好士兵。母亲当年南下务工，何尝想过要做“将军”？不过是倾尽所有为家庭换来更好的生活。可正是这平凡身影所迈出的微小一步，悄然扭转了我的命运。如今回望，母亲手中并无闪耀的光环，感人的事迹，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位平凡而坚定的母亲，只有风霜磨砺的痕迹；她从未登上过华丽舞台，却一直托举我去迈向人生新的舞台。
十年回望，我每天走过的汉江水依旧奔流不息，不问归宿。它滋养田畴，映照灯火，成就了热闹非凡的河边夜市，也成就了往来游乐的舟楫。水的价值，何尝在于要成为哪一片海？它只是奔流，只是存在，只是尽其所能润泽所经之处，又在每一个转弯处积蓄力量。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小时候常看的《天下足球》也在经常引用，绿茵场上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而是一种通过不断努力和磨练而获得的品质。于是在成为不了“将军”的清醒中，依然努力去做一个最好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