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高中毕业，考完最后一门，我便回到宿舍收拾东西，衣服被褥用一个单子一包，往自行车后坐一搁便回了30里外的老家。
到家时，爹娘刚下晌，正在吃饭，看到我背着铺盖卷回来，一脸的错愕，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被学校撵回来了呢。
“爹，娘，我上完了，毕业了”我一边卸包袱一边告诉他们。
“哦，吃饭吧”，他们用最简单的词汇回应我。
初中、高中六年，在父母眼里，我算是个省心的孩子，基本没给他们找过麻烦，我上我的学，他们干他们的活。至于我学的咋样，他们其实也不太明白，也不多问。最多叮嘱几句，“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之类的。对于我高中毕业后干什么，上大学还是打工，他们也没什么概念，总之，只要能考上就是好事，他们砸锅卖铁供我就是了。
当时家里穷，父母守着几亩薄地，除了种粮食，还种菜、卖菜。记得当时西红柿几分钱一斤，一大三马车，四五篓子西红柿卖给菜贩子，能卖50到60块钱已属不错。为了增加些收入，父亲买来两个大白桶，从邻村酱菜厂批发酱油醋，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卖，每天回来，布兜里都能换来花花绿绿的一大堆毛票。
我们姊妹三个，我读高中时，姐姐已经进厂干活了，在邻村一个造纸厂打工；弟弟还在读初中。8月份，我收到外省一个师范类大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高兴之余，每年3500的学费成了父亲最大的心事。
开学前的那些日子，父亲到邻村的窑厂搬砖和泥，每天很晚才回家，每次回来都满身的疲惫，头发丝、眼睫毛上都是灰，像个泥人一样，母亲淘洗父亲换下来的衣服，脏水换了一盆又一盆。
“明天去你二妹家再问问吧，看能给凑点不？”昏暗的灯光下，父亲趴在炕上，母亲正在用一个罐头瓶子给父亲拔罐。
第二天天一亮，父亲便忍着腰痛上工去了，母亲也骑着车子去了二姨家。
我走进父母的房间，掀开炕席，那是母亲放钱的地方。炕席下压着一张作业本上撕下的白纸，“后街二舅300，西邻家二叔200,建国200,卖粮食500......”那张纸上的字密密麻麻，父亲用他仅会的几个字记着一笔笔欠账。
当时农村各家里都不富裕，看着这一笔一笔账，我想象着父亲如何放下姿态，低三下四，挨家挨户给人家说好话的情景，眼框不觉见浸满了泪水。
去学校报到前的那个晚上，母亲把装着钱的一个手绢叠得方方正正，用针线缝在了父亲的衬衣内兜里。父亲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我的生活用品，到县城后，五块钱买了到市里的车票。到了市里，又排了半天的队，直到凌晨才买上票，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识字不多的父亲紧紧拉着我，被人群裹挟着往前走，生怕坐错车的他手里拿着车票不停的问来问去，背上的大包袱像个累赘一样被人群挤得左右摇摆。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我们买的是无座票，父亲拉着我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里穿梭，好不容易在车厢连接处找了一个地方，他放下包袱，让我坐下来，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父亲几乎是站立着熬了一夜，困了就点上一支烟，一路上，只要看到列车员，他都小心地问到哪了，啥时候能到我们的站点，生怕一闭眼就坐过了站。从父亲的眼神中，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时的慌乱。
绿皮火车走走停停，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到学校时已是夜幕降临，天空飘起了蒙蒙小雨。我拿着通知书前去报到，父亲跟着我跑前跑后，手续办完找到宿舍以后，父亲的头发上都是雨水，衣衫已经湿了大半，但是他怀里的包袱却捂得热乎乎，没打上一个雨点。
放寒假回到家，弟弟已经在县城给人家打工送货，一个月能挣上300块。后来才知道，为了给我攒学费，我走后，弟弟初中也不上了。为了还借下的债，父亲粜了囤里存的粮食，卖了一头猪仔，白天到窑厂给人家当小工，晚上给人家看工地，期间，不小心从窑顶上掉下来摔伤了腿，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当时，通讯方式还不方便，父亲母亲都没人跟我提起过这些事。
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用着父亲低三下四借来的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殊不知一家人为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大学校园里，看着别人吃着麦当劳，穿着名牌衣服，自卑的我也曾埋怨过父母无能。我不解一家人为何拼尽全力，家里依然清贫。如今，经历了世事沧桑，我才知道，光是顾住一家人的吃喝，当时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当我长大后，拼命追赶父亲的背影，才发现，他站立的地方，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所做的挣扎与牺牲，或许是我穷尽一生也抵达不了的高度。
少时不解谋生苦，
长成方知糊口难。
方知当年那双臂，
托举吾家过昆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