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本书的书名里出现小字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加以警惕，俗话说:浓缩的都是精华，微言大义者，往往藏有想不到的惊喜。而吕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化小史》正是如此。

在这本书开篇的绪论里先生提到:

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

这即与“两次踏入相同的河流”同义，但又与那些慨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者不同，先生以为“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为不同之事相同罢了。”这使我第一次对之前笼统而庞杂的历史知识有了一个大体的审视:首先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起初是由一个一个氏族部落组成的，这个形式贯穿了中国古代朝代史（在这里借用一下“二十四史，即二十四姓之家谱也。“的观点，而且从朝代来看也确实如此。）抛开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单从商朝开始:父子相传，兄终弟及，便已经将禅让制远远抛开，先不说禅让制是否“友好”的存在过，单是从母系氏族的“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来看经济活动和延续血脉对一个氏族是何其重要，在采集作为主要食物来源，死亡率极高的时代，谁能给氏族带来最大的生存率和延续性，谁就在部落中占领导地位。而随着人的肉食，食熟性发展，孔武有力有狩猎技能，能团体合作的男性逐渐替代了母亲的地位，人能吃的多样性在不断丰富，活动地域变大，地域内的资源被某一大氏族占据，氏族内的分工明细化大家既能吃上水果也能吃上肉了，资源有了富余了，阶级也就出现了（在大氏族里体现为族长，理事，族典，家谱，宗祠等形式）上层阶级总对下层阶级有分配权。如果大家还有同样的政治目标:六王毕，四海一。那么国家就此出现。（皇室是一个家族，大臣也是一个，或者几个家族的代表。即所谓门阀）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造反、举荐（九品中正制，举孝廉）造反这个在那种情况下一般很少，第一是风险太大，二是刚刚“分久闭合”人心思定没市场。（三国被魏统一，而司马懿以晋代之，部分的沿用了此制度。毕竟说白了就是一个后起家族把曹氏家族干掉了，但是没有再回到三国乱世。）毕竟大家族里的人前期素质还是不错的，所以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靠家族实力。

在门阀僵化的那个年代里，科举制度用考试，给贫寒学子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了“东林党”之类的政治精英，但是氏族的力量依旧是强大的，无论是取元代之的明，还是取明代之的清，都是氏族作为皇室。君不见，朱元璋的亲族在饥荒中近乎死绝，而在他称帝的路上，以侄子（朱文正）为代表的族群正是他的一支强大助力，更遑论他在称帝后和主要的开国功臣家族都有姻亲。后来燕王朱棣靖难，碰上了侄子朱允炆，也碰上了来说合关系的堂姐（庆城郡主，朱元璋的侄女，朱棣的堂姐，朱允炆的长辈。）

庆成郡主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的这个弟弟，原来自己刚才所说的全都是废话，而这位好弟弟不但一意孤行，竟然还敢威胁自己。她这才明白，在这个人眼中根本没有兄弟姐妹，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支持他的，就是反对他的。

即使是朱棣如此人，在登上帝位后，也原样复制了前朝那一套，并未出圈。

人是非团结不能生存的。

在有史时期，血缘是人类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

看以上所述，可见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

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摆脱一治一乱的局面，政治观念的转变固然是重要因素，更是有赖于家族或者说氏族的力量转移和普通的民众的家族意识崛起。经济力量发展也趋于开放化，多元化，普通人的眼界开阔了，也就局部脱离家族力量开始单独的“飘”。更加个性和自由化，国家也就开始由“人民做主”，天下事再也不是一家一姓的家事。由于社会更新速度加快，问题不会被长期滞留，而是被及时发现和解决。

但家族，依旧是中国人的根，只是退出了长期的政治舞台。事到如今，寻根问祖，祭祖反而将个体与家族的关系拉近，而且让情亲更加纯净。

补充:文中加粗字句片段皆摘自吕思勉先生的《文化小史》以及当年明月先生的《明朝那些事》，这两本书让我受益颇多，仅以此文为受教之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