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兰站在家政公司门口，攥着皱巴巴的体检报告，指甲缝里还嵌着前雇主家实木地板的蜡渍。玻璃上的倒影里，齐耳短发已全白，藏青色工装服洗得泛白，领口磨出毛边——这是她在城里做住家保姆的第十七个年头。
1998年那个梅雨季，国企车间的铁皮柜上摆着“停薪留职”通知，丈夫王贵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灰簌簌落在“超生罚款”的红纸上。三岁的大虎正往砖墙上抹泥巴，李素兰数着口袋里刚领的300块下岗补贴，听见王贵嘟囔：“隔壁老李家闺女卖了八千，咱们儿子少说也值五千。”她以为是醉话，直到三天后发现床头的奶粉罐空了，孩子的小布鞋歪在门槛上，墙根蹲着只啄食碎米的母鸡——那是王贵用儿子换的赌债。
她追着拖拉机跑了二十里，泥浆灌进布鞋，指甲在车斗木板上抠出血痕。拖拉机在县道拐弯处消失时，她突然想起大虎早上说的话：“妈，等我长大赚钱，给你买带花的头绳。”那年她二十八岁，在村口槐树下哭到天黑，回家后第一次抄起笤帚砸向王贵的酒壶，却被对方反手甩在土墙上，“丧门星，生不出闺女还护犊子，你瞅瞅村里哪个男人不纳妾？”
离婚官司打了半年，李素兰净身出户，只带走一床补丁摞补丁的被面。她跟着南下的火车到广州，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被一位穿旗袍的太太领走。头回抱别人家的婴儿时，她闻到奶香突然干呕——那味道像极了大虎被卖前发烧时的汗味。雇主家的雕花床头柜上摆着全家福，小少爷穿着背带裤啃苹果，她总忍不住把苹果核留着，直到某天被女主人看见：“李姐，垃圾桶在厨房。”
村里传来消息是五年后，王贵和隔壁村的寡妇在晒谷场打情骂俏，被寡妇的汉子打断三根肋骨。李素兰请假回乡，在镇医院看见瘦得脱形的男人，床头堆着空酒瓶和女人的胭脂盒。“虎子……虎子被卖到安徽山里，”王贵攥着她的袖口，酒气熏得人发晕，“人家说孩子爬树摔断腿，又送回来了……”话没说完就被进来的护士打断，李素兰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送回来”，是王贵输光钱后去闹，被买方揍了一顿。
她开始攒钱寻子，把雇主给的旧衣服改成抹布，省下的肥皂头装在塑料袋里。二十块钱一张的寻人启事贴满汽车站，照片是大虎两岁时的一寸照，眉心点着红痣。2008年雪灾，她在火车站帮一位老太太提行李，对方塞给她一本台历，撕到二月时发现背面印着“宝贝回家”公益组织的电话。打过去时手在抖，志愿者问：“孩子有什么特征？”她突然想起大虎左肩胛骨有块硬币大小的胎记，像片褪色的枫叶。
这些年她换过七个雇主，从广州到上海，哄睡过哭闹的混血儿，也给卧床的老人擦过身子。有次在雇主家看电视，法制节目播拐卖案，被解救的中年男人说：“我养父总打我，后来我跑了，在废品站睡了三年。”镜头扫过他手腕的烫伤疤，李素兰猛地站起来，碰倒了花瓶——那道疤的形状，和大虎两岁时打翻热水壶留下的一模一样。
去年清明回村，村口的槐树早被砍掉，王贵和第三任老婆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见她来就伸手要钱：“城里保姆赚得多，分我点养老。”墙角堆着女人的花衬衫，门后挂着半条粉色丝巾，是村里新寡的张寡妇的。李素兰数出五百块放在灶台，转身时听见王贵跟邻居嘀咕：“这老女人，在外头指不定跟哪个男人睡呢，不然咋不找男人。”
现在她租住在城中村的阁楼，天窗漏雨，用塑料布接着。每月十五号给老家的二女儿打电话，女儿总说：“妈，回来吧，我养你。”可她知道女婿嫌弃她，嫌她做保姆身上有老人味。上周帮雇主收拾衣柜，发现件枣红色羊毛衫，领口磨得松垮，她偷偷试了试，镜中人像极了年轻时在国企食堂穿的那件——那时她抱着大虎，领口还别着儿子粘的蝴蝶贴纸。
手机在裤兜震动，是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发来消息：“有位先生联系我们，说左肩胛骨有枫叶胎记，1995年在江西被拐……”后面的字模糊成一片，李素兰摸向自己颈后，那里纹着前年在夜市花五十块刺的枫叶，颜色已经淡得像褪色的思念。她掏出小镜子，对着光仔细看，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三十年没掉的泪。
巷子里传来收废品的吆喝，李素兰叠好体检报告——良性乳腺结节，医生说问题不大。她摸了摸口袋里的火车票，是去江西的硬座，明天早上六点发车。工装服口袋里还装着雇主给的喜糖，包装纸上印着“永结同心”，她把糖纸展平，夹进那本翻烂的寻人启事册，里面贴着从1998年到2025年的车票、广告纸、医院收据，每一页都写着“大虎，妈妈在找你”。
下楼时撞见房东太太，对方盯着她手里的车票：“李姐要回家啦？”她摇摇头，阳光从晾衣绳间漏下来，照在她发颤的手上：“去见个老朋友。”巷口的玉兰花开得正盛，花瓣落在她肩头，像极了那年大虎往她头发上别过的槐花。她深吸一口气，走向巷口的公交站，工装服口袋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条短信：“妈，我是虎子，我找了你三十年。”
泪水突然决堤，她蹲在地上，任阳光晒着后背，任路过的自行车铃声穿过耳际。手中的车票被攥得发皱，却像握着跨越三十年的年轮——那些被卖掉的清晨、擦过的地板、攒下的车票、纹在颈后的枫叶，此刻都在这声“妈”里，长成了年轮里最温暖的那道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