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想起他，总觉得有千言万语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想为他的一生做个恰当的评价，分寸却又不好把握。他本出身寻常百姓家，偏不甘于平庸，凭着自己的胆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本创下了一份厚实的家业。可到最后，在他的助力下，儿子不慎将这份家业毁得一干二净，弄得几乎片瓦不留。我是亲眼看着他建起高楼，又看着高楼在风雨中摇摇欲坠、最终坍塌。
故事要从1985年的初春讲起。那天，离石县检察院来了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他个子较高，头发花白，像落了层薄霜。身板壮实，腰粗腿长。一张大圆脸，左右两个腮帮子微微鼓起，眉眼口鼻倒还匀称，不能算俊朗，却透着股既憨直又悍气的神态。
他径直走进检察长办公室，后来才知道，他是来举报他单位的领导，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共财物的行为。
几天后，检察长安排我和几位同事，到涉事单位开展案前调查。从那时起，我和这个大个圆脸的男人，渐渐就熟悉了。
我们一般遇到的是，告发别人的人往往是为了不被人发现，自己总是偷偷摸摸神色诡异的在暗中进行。他却与常人截然相反，不顾一切、赤膊上阵拿着自己收集的“证据”，还在单位故意大声嚷着，公开喊着要去告状。对于被告者而言，遇到这样豁得出去的刺头，无疑是比较棘手头疼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泡在检察院，不仅积极为办案人员提供线索，还主动帮忙解决交通工具、协助收集证据。调查后期，案件竟牵出了太原某商贸公司女经理的一桩投机倒把大案。我们案件组在太原并东旅馆驻扎了一个多月，他也跟来到太原待了一段时间。朝夕相处间，我对他的了解日益加深。
据他自述，祖籍在山西临县索达干乡成家沟（具体地址或有不确），爷爷辈逃难至离石下楼桥村。他的父亲是赶马车的，五十年代将马车入股农村供销社，他也因此成为供销社职工，子承父业继续赶车。他生于1947年，算是赶上了新中国的诞生。家中姊妹众多，他是唯一的男孩，家里很娇惯，他从小便跟着父母和姐姐们干活，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参加农业社劳动。不到十七岁，已像父亲一样为生产队赶车，二十岁娶妻生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包产到户，他是最早一批搞个体运输的社员，起初用马车，后来买了拖拉机，倒腾煤炭，运砖贩沙，经几年的辛苦打拼，他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
后来，父亲从供销社退休，他接班进入供销社系统，干过采购、保管，也开过汽车。他脑子灵活，善于交际，有点文化又能说会道，在经营管理上颇有天赋，自然不甘受管束，没多久便与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于是，他开始了上访告状，也就有了到检察院告发领导的那一幕。
案件结束后，他在离石供销系统名声大噪，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出身农民，文革期间有过派性倾向并参与过一些活动，也结识了些人脉。因告状之举也引起了一些县级领导的注意。尽管领导们心态各异，但表面上都对他的“壮举”表示赞许。不久，他被任命为吴城供销社副主任。
1991年初，我调任吴城镇党委书记，他当时仍在吴城供销社任副主任。因主任长期离职请假，他实际已主持该社工作。吴城镇地广人稀，面积却不小，是离石的东大门。这里历史悠久，战国时吴起曾在此屯兵，明清时是商贾往来的旱码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上演过重要的历史事件。
他在吴城供销社主持工作期间，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从周边县大量收购红芸豆、羊毛等农副产品，远销河北、山东；又从外省购进白面、大米等物资及紧俏的自行车、电视机，销往周边县市。他还积极组织春耕物资采购，为当地农业生产贡献不小。供销社的效益和利润因此成倍增长。
1992年10月，我调回县委机关。不久，他也调到县农机公司任副经理。时值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经济热潮涌动。因焦炭生产对运输工具需求激增，农机公司业务异常繁忙。他很快脱颖而出，升任经理。公司成为安徽宁国产“金蛙”三轮车在吕梁山区数县的总代理，江西南昌产的“井冈山”农用车也供不应求。他的事业，再次攀上高峰。
1996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接到熟人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原吴城供销社的女会计让我务必当晚去她家一趟，否则要出大事。我匆匆赶去，得知会计的丈夫作为北京知青，已办好全家回京的手续。而他从上午起就坐在会计家不走，因情缘未了坚持不让女会计离开离石举家迁往北京。我和另外一个人苦劝一夜，最后还是连哄带骗把他叫出来，让会计一家天不亮就乘着拉家具的大货车偷着走了。
他有三个孩子，妻子是当年他穷困时嫁给他的糟糠之妻。二儿子从小随爷爷奶奶长大，性情有些特殊。他送儿子去当兵，儿子却服役期未满就自动跑回来。他又为儿子操办婚事。不幸的是，孙女成晨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刚满三岁在上海瑞金医院手术后不幸夭折，儿媳悲痛之下从医院的住院部跳楼身亡。这接连的打击，让他身心俱伤。
2004年，见他身体消瘦，我劝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2005年，更大的噩运降临：他儿子被人引诱以买矿山为名被安微人骗走两千多万元的巨款。为躲债儿子一多年不敢回家，也因被骗欠下了巨额外债，后来儿子名下的资产全部被法院强制执行给债主。
二儿子也没给他争气，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再婚后生下两个孩子又离婚了。这时他们夫妇已六十多岁，留下的两个年幼的孙女，不得不由他们老两口抚养。
唯一的女儿本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也是他们的骄傲。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已成家立业，还给他们添了一个外孙，这使得他们累累伤痕的心，多少得到一点安慰。可没几年女儿离职失业，夫妻离异，好好一个家庭瞬间就破碎。
此时的农机公司，也因他的精力和能力，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公司效益每况日下，有些职工对他有了很大的意见，还不停的去政府上访告状，搞得他心身俱疲，焦虑不安。
在一次次的打击下，几年间他的病情随之急剧恶化，并发肺心病、肾病，后来又确诊为肺癌。
他辗转于太原、北京多次住院治疗，花光了自己的积蓄，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2014年，我去探望时，他已坐在轮椅上，因呼吸困难，怀里还抱着一个氧气袋，要靠吸氧来维持呼吸，他在我面前仍强撑着一副乐观的神态。
不久后，就接到他妻子的电话，通知我他已离世。他走后不久，二儿子四十多岁就猝死在自己的家中。
他曾是商界的佼佼者，一手打拼出令人瞩目的家业，却在晚年被接二连三的变故击得粉碎。像重锤敲碎了他的傲骨与生活的安稳，最终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病痛离场，一生的起落充满了无常与无奈，功过是非，恩怨情仇，最终都化为一声悠长的叹息！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