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正要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青年学生卢卡斯·德霍特偶然在他的家乡比利时的一家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关于一位女孩生长在一具男性躯体里的故事。
卢卡斯立时感到了一阵创作的冲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素材”,他这么想着。
但原型人物并不想出现在摄影机的镜头下。
正处于性别认知摸索期的卢卡斯转而想着创造一个角色，一个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勇气打破这个社会在性别间建立的规定秩序的角色。
于是，九年后，《女孩》诞生了。
这部成熟的处女作在2018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摄影机奖（导演处女作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以及一种关注单元最佳演员奖，同时受到各类国际电影节的提名青睐。
15岁的Lara已经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想变成一个女孩，不仅袒露一个女孩的灵魂，也决心纠正上帝错把她的灵魂放置进一个男孩身体的失误。
故事从她准备变性手术开始，此时的她，已经拥有了一头耀眼柔顺的金色及肩长发，让人羡慕的纤细的脖颈和四肢，白皙光滑的皮肤，柔和却不失轮廓的下颌线，以及恬静温柔的眼神。
此时她的身边人，如她温柔善良的爸爸，调皮可爱的弟弟，充满耐心的医生，以及一大堆开明的亲朋好友，已经完全地认可她作为一个女孩的事实。
外界的认可不再成为阻碍，可内心的自我认知呢？
它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正如这个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变性手术。
拖着这个错误的男性躯体，Lara的梦想偏偏又是成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
她渴望旋转跳跃，用脚尖行走。
于是摄影机一进入舞室便紧紧贴住Lara，随着她旋转跳跃，静静喘息。
不放过她每一个用力的伸展和踢腿，每一次偷偷忍痛的蹙眉，不逼迫挤压观众的情绪，而在做着倾听和观望。
灵活成熟的运镜与倾泻进舞室的明媚自然光，为Lara营造了一座重生的子宫。
只有在跳舞时，她才能忘却下体的那个器官，自如地与这个她不再认可的身体进行对话。
生长在比利时的卢卡斯深受大师前辈达内兄弟的影响，用去戏剧化的自然主义手法控制不让极易触发的情感过度宣泄。
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传递一种人道主义与真实性。
他带领观众与Lara一同陷入日常的挣扎里，陷入这座躯体营造的囚笼里。
Lara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变化与压力作为叙事的两条线贯串全片。
这两个层面都经历了剧烈的“疼痛”。
身体上，Lara在进行手术前的调养期，她需要保证营养，同时每日摄入固定的荷尔蒙，让身体自行先起变化。
可已经与这具“错误的”躯体相处了15年，Lara内心有的只是无尽的厌恶，她无法直视男性的生殖器官，于是用冰冷的胶带紧紧包裹住那个娇小的物件，抑制它的生长，甘愿忍受每日撕下胶带的刺痛感。
在15岁这个对芭蕾舞演员来说偏滞后的年龄开始追赶年轻的对手，还要克服男性僵硬的身体结构，Lara拼命地练舞，折叠自己的脚尖，直至鲜血淋漓。
心理上，虽然有着亲人的支持与理解，可青春期敏感脆弱的小心灵啊，必须得到自我的救赎。
纵使Lara已经完全将她自己看作一个女孩，可在身体彻底的物理转化完成前，她无法平和地看待这具躯体，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感。
她在人群中笑着，可一丝忧郁总在支撑不住的嘴角边偷跑。
这段心理压力逐渐加大的过程都被导演细腻地捕捉，呈现，带着被误读的定义所围绕的残忍，与众所周知会被身体产生极大伤害的芭蕾形成了互文。
跨性别题材此前最出名的一部当属《丹麦女孩》，同样是涵盖了变性主角手术前后的历程。
《丹麦女孩》始终带着好莱坞戏剧浸染与政治正确的烙印，聚焦于这一边缘群体的权益与其他群体如何看待他们的眼光，情绪始终丰盈，并带着说教意味。
而《女孩》则是一趟普通青少年走向自我认知——关于自己是谁。
梦想在何处的混乱旅程，没有发生期待中的“饱受凌辱”，遇见的多是青春期无伤大雅的玩闹，就像其他每个人的青春期。
导演在叙述成长中的细微之处的过程里，试着利用Lara这份自我转变的勇气去驱动和定义这段旅程。
这也是一段争夺身体自主权的争斗。
导演试着探讨在越来越丰沛的性别文化中身体意义被置于何处：
在性别的自我认知完成前，身体是囚笼，会带来自卑，焦虑，苦痛，迷茫。
正如片尾Lara“剪断”男性生殖器，为这个囚笼砸开一个缺口，朝着自信，真实，自我迈出勇敢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