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奇朋友圈》访谈（4）
在曾左李三人身上，出身、性格、智商、情商、家事、交际、事功、谋略、声誉，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有的人用了半生才到达罗马。”如果说人生之初，曾国藩走的是县道，左宗棠走的是乡道，李鸿章则生下来就在高速路上。他们的家境迥然有别，他们的科举之路也同样相差巨大：二十岁的曾国藩还在为考取秀才挑灯夜读，二十岁的左宗棠刚中举人，二十岁的李鸿章已经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迈诗句，走上“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宽途大道。最后的结果是曾国藩27岁（1838年）高中进士，开始在官宦之路上折腾；左宗棠26岁（1838年）第三次落第归乡，转而决定走经世致用之路，不再科考；李鸿章24岁（1847年）高中进士，意气风发。
左宗棠的学历在三人之中，算是最低，但他的能力，却在三人之中要算最高的了。这和左宗棠的家境身世、性格为人、后天机遇等等密切相关。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发展和积淀的结果，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独特精神财富。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智慧结晶。通过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起源、发展、兴衰等历史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下。
在任何历史时期，个人奋斗的成败与国家兴衰联系更加紧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要想获取成功，除了智商、情商之外，性格、机遇的因素也尤为重要。
左宗棠说曾国藩虽然“天资稍欠”，但曾国藩以诚为补，小心谨慎，毕生致力于“经世致用”，像一头埋头躬耕的“倔牛”。他为人宽厚，凡事具有责任感，“仁”是他的性格特征，“稳”是他的行事风格；
左宗棠耿介狷狂，为人坦荡，做事实在，毕生致力于“经世济用”，像一匹负重性倔的“犟骡”。他充满锐气，一贯雷厉风行，“韧”是他最大的优点，“傲”发自他的内心；
而李鸿章器宇轩昂，狂放干练，且其人机警独断，毕生致力于“经世实用”，像一匹所向披靡的“快马”。他最重江湖义气，狠辣霸道，“智”是他的人生底色，“滑”成了他的人生标签。
处在日薄西山的王朝末世，曾左李三人个性迥异、行事有别，这使他们后来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取得不同的人生业绩，给后世留下了不同声名。但他们能在气象格局上俱超迈一时，力挽狂澜，实属不易，可遇难求。而在光彩夺目的事业功名之后，三人都有着一番九曲回肠的修炼过程。
如果把经世致用看成“智商”，与人打交道看成是“情商”，曾国藩的情商要高过智商，左宗棠的智商要高过情商，李鸿章的智商和情商几乎一样，且不断向上攀升。
在三人之中，智商和情商都不算出类拔萃的曾国藩，最善于反省、总结、改变，他在1850年咸丰登基，“响应号召”对新皇帝提意见，差点被杀头；1854年，咸丰要他去救江忠源与吴文镕，曾国藩借口兵马没有练好、枪炮没有装备齐全，两次抗旨不遵，被皇帝叱骂；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粮饷难筹、军事危机、政治被动，正在这时，父逝噩耗传来，曾国藩立马委军而去，又被咸丰修理。要不是太平军攻势凶猛，一举击溃清军江南大营，曾国藩的命运几乎很难有转机。但曾国藩正是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会，让人生有了重大转折。自此之后，“老实人”曾国藩情商突飞猛进，为人做事不再“一根筋”。
1859年，樊燮案发，脾气暴躁的左宗棠开始命运大转折。他从辗转亡命，到组建楚军开创一番事业，情商在智商的激化下，或者说被人称为暴脾气的“左骡子”在事业功名的诱惑下，情商开始大幅提升：在前去“支援”浙江巡抚王有龄的时候，左宗棠也能等到王有龄将要自杀，才慢慢赶去；收复新疆，为了请出与自己有矛盾的刘典出山相助，能顾放下身段，给刘父写出了一生据说是写的唯一墓志铭，对刘典大加赞赏。
李鸿章一生似乎从来都是聪明绝顶、圆滑世故的：论读书，写诗、科举考试不用说了，一直名列前茅；论打仗，初时与太平军浪战，打赢了耀武耀威，打不赢就当逃兵，1862年去上海，李鸿章更是先托在广东任职的大哥李瀚章替他的军队买来洋枪洋炮，然后再雇请洋教练训练兵士，最后才整队出击。对待老师曾国藩，李鸿章表面恭恭敬敬，实际上一直抱着“打痞子腔”的态度，先是通过剿捻，在军事领域声名鹊起；后通过天津教案的成功破题，李鸿章在外交领域又获取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认可。可以说，李鸿章凭借极高的情商与智商，除了在涉外交往上，凡事从不肯吃亏，也很少吃亏。
曾国藩自知“笨”“缓”，慢慢开始在“诚”和“拙”这两个字上下功夫，“以至诚胜至伪，以至拙胜至巧”，镇压太平军后，为免遭朝廷猜忌， 自裁湘军，终成“圣人”；左宗棠经樊燮案后醒悟，不断历练，养成“精明不如厚道，计较不如坦诚，强势不如和善”的做事法则，依靠胡雪岩筹款收复新疆；李鸿章赴沪火中取栗，他更看重投机取巧，“揣摩上意，善察人心”之术，几乎一辈子都没有改变。李鸿章利用盛宣怀击垮胡雪岩，扫清与左宗棠争斗路上的障碍。
曾国藩以文从军、以德为官、以诚修身，以忠心对待朝廷君王，留下“千古完人”之称；左宗棠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在战场上取得辉煌战绩，是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李鸿章是晚清著名外交家，代表清政府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他眼光最为开放，但背负的骂名最 多。他们以儒学救世，拼尽全力，希望维持、延续封建统治。曾左李分别以 “做人”“做事”“做官”给后世留下印象，历史会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
他们在对待子女教育、婚姻态度上，也有明显不同。
曾国藩代表传统士大夫的伦理坚守，注重耕读为本，主张“不为官发财”，希望儿子们学有所长，他的后代多为德才兼备的知识精英；后代婚配对象，都是豪门，而非他说的与“勤俭孝友”之家联姻；
左宗棠延续湖湘学派的经世精神，提倡“忠君即爱国”的价值观，强调“读书为致用，不可拘泥章句”，他的后代在科技领域持续突破。后代婚配对象，大多选择政界、学界精英；
李鸿章体现近代官僚的实用主义，最看重现实利益，不但要家人注重身体健康，更要狠抓经济效益，他的后代在经济领域多有建树。后代婚配对象，几乎都是典型的利益优先。
“情商高低影响人生成败”虽然不十分绝对，但也有一定道理。曾左李三人一生成败、声誉，与他们不断成长变化的情商有密切关系，所谓“性格是土壤，情商是果实”。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曾左李在相同历史背景下，互换位置重新去选择，曾国藩不可能做成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那样伟业，左宗棠一定会比曾国藩提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李鸿章肯定不会去收复新疆。当然，假如曾国藩如果像左宗棠那样屡考不中，只可能像他父亲那样在乡下教书，最多以文章道德留名后世；左宗棠像曾李那样高中进士，他取得的功名可能也不会逊色于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