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
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接到舅舅电话，说外婆不行了。
2009年，外婆大年二十九跨一步高一点的台阶摔倒，大腿骨折以后，做了一次手术，植入了钢板，手术还蛮成功，经过大半年的康复，可以正常行走。12年久坐猛起，再次摔伤老伤处，由于年纪太大，无法再做手术，状况一直就不好，大半年不能下床，只能扶着铝合金的架子挪动一下身体，渐渐不行了，到最后阶段，变的不爱吃东西，晚饭很早以前就不吃了的，早饭和中饭只吃些稀粥或是馄饨之类好嚼咽的东西。很多时候家人搬好藤椅，扶她坐到对面小店前面晒太阳，那是两条路交汇的地方，成为一个自发形成的交流场所，任何时间都有人在那聊天。衰退是显而易见的，整个人的活力没有了，话都不愿讲，坐着坐着就会眯眼打起瞌睡来，头脑还是清醒的。我有时陪坐在她身边，感觉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到了冯田，外婆用被子与枕头垫在背部，扶坐在床上，用手指着胸口，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这里疼”当说要扶她下来坐一下时，她总说等一下。终于坐到椅子上的时候，“哎哟哟”，整个身体蜷缩着，一伸展都要牵动筋骨，忍不住叫唤着。脸因痛苦变得有点扭曲，嘴半张着，却是尽力的在压低因痛苦带来的急促喘息，手半举起，食指和中指向前伸着。母亲对我们说是不是代表数字，或者想见两个表弟，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只是纯粹生理上的痛苦，她的眼神不是看着眼前的一切，而是视线一两米内的实体后面大片大片的虚无。
外婆终于坐了下来，表情和缓了一些，声音干涩，简单几个字，象从腹部发出来的一样。又问她是不是想吃一点粥，外婆不置可否，估计不想拗家人的好意，答应吃两口，于是母亲用调羹喂了几勺粥给她吃。大家觉得也许是虚惊一场。舅舅说大家先到单位报个到，然后再回来。我感觉还有一段时间，也许一两天，可是在折回来的途中又接到母亲电话，她用平时不大可能做错了事道歉一般的语调：“快来哦，外婆要走了”。等停好车跨进门，看到隔壁一个老人过来帮忙，就在平日边房睡觉左间的床上，正在给外婆裹上寿衣，老人背向着我，将外婆脸朝内推过去侧着，我看到的刚好是她的背影，那不是一个生命体被挪动时有的感觉，象滚一个晒稻谷的晒垫一样，我知道，那一刻，外婆已经永远的离开我们了。
外婆走的不算突然，可是这个临界点的到来，还是觉得有点意外，但除了偶尔的抽泣，没有人痛哭失声。家里开始通知亲戚，要外面的家属回来，着手办理丧事需要准备的事情。中午到四小接儿子，在华林公园边上的“中国菜”吃饭，我不知道怎样跟儿子解释，“太婆今天走了，去世了，死了，也就是永远的离开我们了”我怕他不懂，找了所有可能的词，轻的重的，反复说了几次，仿佛唯有如此才可以把这件事说的明白透彻，才可以证明这是一个事实一样，儿子当时三年级，是他这一代人里和外婆最亲近的人，回答说：“哦，我知道了”。晚上我去南昌接赶回来的表弟，外面下着小雨，时不时要开冷气吹散前窗的雾气，车灯照在不远处，呈现出一个光的扇面，雨水一张细网似的笼罩在前面，汽车就象在一个黑洞洞未完工的隧道内穿行，想起从小和外婆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起她慈祥的声音，笑眯眯的神态，我无法控制自己，体内仿佛有一个泵在不停的运转，胸腔收缩着，我尽力的看着道路，泪水却不听话的迸涌出来。
外婆住进新房子之前，与五家人共居在叫“老屋”的大堂屋，只有后面一间，另一间原是太外公答应外公两兄弟谁先生长孙就归谁，最后还是按500元一间的价格补了250元给大外公一家。这个价格，是舅舅后来参加工作时一年的工资，也不知道外婆当时怎样省吃俭用把这个钱补上。隔着后墙另建了土坯的厨房。堂屋的厨房和前面的大半的房子归大外公一家。大门旁一侧的一间屋子，由名高公公居住，一个流落到冯田的湖南女人跟了他，两人没有儿女，湖南女人不年轻，也不太老，高大瘦削，有点蛮荒部落愚钝刚猛的女猎手的意思，笑起来嘴角会露出一颗硕大的金牙，不喜欢农事，倒是喜欢和小伙子切磋功夫，一般的男性还真不是她的对手。她送名高公公去劳作时，总是看的不见人影才回来，说是担心别人带坏他。不等老人逝去，她又离开冯田，不知所终。扬鹏公公一家只有一间房（他隔壁还有房子），四个儿子轮流在这边住，有一段时间因为生虱子，全部剃了光头，他们的外号也变成了“一光、二光、三光、四光”。他们都会将内眼皮外翻出来，呈现京剧里二五眼一类人物的眼影效果。他们管自己的妈妈叫“叽叽”，据说从喝奶时期一直叫下来的习惯。名根公公一家只有三间屋子，却有七口人（不包括嫁出去的大姐）。最小的儿子和我年纪相仿，在堂屋木板墙壁上，画满了小人书风格的战斗场面：坦克、飞机、许多的战士，枪炮打出的炮火。三个姊妹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希望可以摆脱农村的生活。经常捋起袖子，将整个小臂靠着我的手比：“还是你们街上人好，不用晒太阳，长得多白净”。 名根公公常常一大清早，站在房门口，催着他们出工：“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你们还不去做事啊，天上有捡是吗？有捡也要早点去啊！”以至于读到周扒皮的课文时，想起的就是他的形象。他的叫骂估计都形成心理定式，就象脾气不好的部门经理一样，你分不出倒底是生气还是习惯。有个女儿小名叫“矮妈哩”， 她是家庭里最喜欢读书的人，常常看到她拿着一本书在背，有几次名根公公就拿一根竹棍子在房间门口抽她，“矮妈哩”拿着一本书，却不敢跑开，只能边哭边跳：“我不去做事，我要读书，我就要读书！”。
那时父亲在四川当兵，空军地勤，有次我从四川回来，“矮妈哩”问我：“你在那里见过飞机没有？坐上去了吗？好不好玩”飞机我坐过一次，在地上的，坐在狭小的战斗机机舱里呆了分把钟就抱了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分享，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在家属院子里的一位阿姨，她儿子俨然一个小头目，我也跟着屁颠屁颠的瞎逛了几次：“那个女人好胖，走起路来屁股一摇一摆的晃动”，她笑的前仆后仰：“绝世！跑那么远，什么都不知道，就看到了女人的屁股！”我只是发表由衷的感叹，并没有搞笑的自觉，飞机场起落的飞机，远不如在乡下偶尔看到一道白亮的羽翼在天空掠过令我着迷。比起机械的伟力，那个浓缩汇聚了人类了全部努力与精华，走起来左右摇晃硕大无朋胖墩墩的女人屁股不是更值得惊叹吗？！
名根公公是木工师傅，长年累月的工作习惯，使他的背很早就驼了下去，弯的象个问号，白天大家都去了干活，我就在厅堂里看他一刨一凿的做工。他年轻时性情暴躁，经常打老婆（我喊太婆），后来一气之下跟他离了婚，嫁到了邻村，他却又腼着脸把老婆给求了回来。太婆年轻时开始生几个孩子总也养不活，按迷信的说法是短命鬼投胎。又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名根公公就拿铲子直接铲死了：“你这个骗爷娘的！又来骗我，滚起走！”，说也奇怪，之后的孩子都顺利的带活了。他吃过很多烤老鼠（我也吃过，肉一块一块的，很香），鼠皮一张张的贴在厨房的土坯外墙上。现在九十多岁，头发掉光，仅有的眉毛胡须也白了，以前一点凶巴巴的样子变的慈眉善目起来，乍一看很象台湾版《包青天》里的龟爷爷。只要天气允许，就满大街的转悠，一走好多里，见到矿泉水瓶或者认为值得拾取的东西就放到大尼龙袋里，只是步履日见蹒跚。大街上有些熟悉他的人，利用他享受在众人面前露脸的心理，撺掇着他唱“十八摸”一类听不到了的黄调子。
以前外婆家很穷，外公身体不好，充不了劳动力，治病还要开销，整个家庭就经常处赤贫的边缘。外公还在世时，有一次外婆去粮食局门市部领米皮糠，因为外公名字里的“玉”乡下人叫“niu”的音，就没有领到，面对小职员无理颟顸的嘴脸，外婆就坐在门口哭了起来。母亲小时候读初中没钱，眼看就要辍学，气的将砍柴的刀扔到地上：“我要读书，我不要砍柴”外婆只好向人去借，回忆这些情况，外婆总是说：“哪是不让你读书，家里实在是没钱”。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看书，和补衣服的外婆抢了一点光，外婆会嘟哝：“你一天到晚看书，日也看，夜也看”。那时妈妈基本没有新衣服，整个学校只有她一个人穿的是外婆穿过的老式对襟的褂子。有一次过年，家里做了一碗红烧肉，一个在堂屋寄宿的老师怂恿母亲，说她不可能将这碗肉吃完，如果能吃完，就双倍还她，结果母亲受不得激（也许红烧肉太诱人），一口气就吃完，可是那个人再不提赔肉的事情了。害得外婆一个劲的抱怨：“哎呀，你这个不懂事的，全部吃完了，来了客人可怎么办”这件事就成了家里的一个段子，母亲还会说：“吃了你一碗肉，记了几十年！”外婆会撅着嘴、用抱怨的口气回答：“是啊，多大一碗肉，你就全部吃完了，一块都没给我剩下”
我出生以后，农村的生活依然单调穷困。早上经常用油盐、酱油加点水到锅里蒸熟，叫做油盐水，拌饭吃，有时会特意给我加个蒸蛋。饭蒸熟了，锅底的锅巴铲起来掰下卷起小块给小孩子吃，剩下的就熬成锅巴粥。我喜欢甜食，外婆就满世界的在村里询问，向人家讨点南瓜粥来给我吃：“你们谁家做了南瓜粥的，添碗来给我外甥吃喽！”。那时村里经常有拿两块生铁敲击着走街窜巷的货郎摊，我们就叫“叮叮当”，每当想起诱人的一小片金黄的桂花糖，我就要盯着旧凉鞋和快用完的中华牙膏皮。还有那写进了段子的“粮食放大器”（老式爆米花机），经常在夜晚还围着一大群小孩子和发出的欢声笑语。
村里人杀了猪，必须分旺（奉新话“分”念biao)，就是端着煮熟的猪血一碗碗分给其它人家。初一时政治书里介绍原始社会，说云南的少数民族打的猎物要分给同部落的人，我想这分旺肯定就是原始社会传下来的遗风。那时农村人条件差，也不懂优生，会有生下来残疾和弱智的孩子，有一个长到二十多岁，睡在猪圈里，还特别高大，如果不是因为脏，几乎可以算是白胖，整天穿着破旧的露出身体的衣服在村里逛来逛去。有些小孩子就拿小石头跟着后头丢他，他性情还算温和，可是惹急了，也会嗷嗷的追打欺侮他的小孩。
黄昏，夜幕降临，劳作的人们从田间地头陆陆续续的回家。喂鸡，给小孩换尿片和衣服，牛的叫声，做饭，人的喧哗声，板车的咿呀声，整个村子充满了活力。炊烟袅袅升起，火烧云慢慢褪去，月亮高悬在大树上，大人们大声叫唤玩疯了的小孩回家。偶尔也有妇人从村头到村尾，一路扯着嗓子咒骂偷了瓜菜的小偷吃了全家去死。
全村有一台黑白电视，放在村中间的一户人家，一到晚上全部聚满了人，成为大家窥视外面的世界的唯一窗口。因为《黑名单上的人》的缘故，至今看到鸭舌帽都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村民对电视的批评还处于初级阶段：“一下就一天啦，他们不用吃饭的。……刚结婚，小孩子就大了”两集电视剧中间会放广告，也就是摆几个牌子，念几句“省优、部优”，大家对广告的看法：“好的产品不用做广告的，你什么时候看过永久凤凰做广告的”，永久自行车在最畅销时是不要仓库的，组装成成品后，外面货车排着队等着运走。电视放完了，村里的人还会玩一下“顶棍”，也就是两个人把撑门的棍子拿过来，两个人用手撑着，比谁的力气大。一到剧情紧张时停下电，大家都非常的激动，马上有人主动去查看问题出在哪里。有时等到电来，主要剧情已经结束了。
有一次在老屋的厅堂，村里长得比较凶一点的中年男人，对外婆说：“你这个外甥每次看到我，都会把眼睛闭起来。你看喽”然后他将身体凑过来，我站在老式的站桶里，还不会说话，心跳加快，明明知道没有恶意，然而还是害怕，马上将眼睛眯了起来。“你看，我说对了吧”他笑了起来，外婆笑呵呵的站在旁边。我心想，你该来保护我才对啊！
有次早上醒来，外婆还在厨房做饭，香味从小窗口飘进来，等她得空给我穿衣下床。阳光从屋顶明瓦的缝隙中透过来，一道光束，挟着欢快的灰尘在空中飞舞。透过打开的蚊帐看过去，一只硕大的灰老鼠——足足有小兔子那么大——从黝黑的屋梁上大模大样的走过，就象吃了早饭上工的社员一样。那时忘记了恐慌，竟会是一阵深深的激动。老式砖瓦结构划出的质朴庞大的空间，一瞬间显得那么温暖恬静。别种类别的生命，和这个需要别人穿衣服才能起床的人一起，在某个早晨，以不期而遇的方式，互不干扰而又戚戚相关的共存。
我从小身体不好，外婆三天两头带我到三四里地外的大队看病，说是带，其实常常是背，我无精打采的趴在外婆背上，外婆累了就下来走几步，然后又背上我。大队的房子独立建在田野里，旁边没有任何别的房子，使那座空旷的房子显得尤其高大。医生用冰凉的听诊器贴着胸膛听肺部的声音，开的药都是白色的药丸子或者黄褐色粘稠的糖浆水。为了增强体质，外婆在别人阉割了猪和牛的时候，会向别人讨来睾丸烤熟了（问是什么总也不说），把我拉到一边偷偷塞到嘴里，味道其实还蛮香。平时我跟着外婆去菜地，要穿过一个两边枝条和瓜果拢成的小道，还要走过一道窄窄一尺宽的石板桥，很有一些世外桃源的静谧。一种三角形的枝条上有小棘刺的叶子，土话叫“酱豆干”，咬到嘴里酸酸甜甜的，特别合我胃口。映山红开花的时节，漫山遍野的都是，采了一把把拿到手里，直接摘了花瓣塞在嘴里，据说吃多了会流鼻血，不敢多吃。有一次，看到草丛里一阵窸窸窣窣，刚疑心是不是蛇之类的，差点要叫起来，突然一只兔子从里面窜了出来，不等有反应，马上又倏的不见了踪影。
有一次，我练毛笔字练的烦，惦记着玩，所以用毛笔将一本小开本的米字格本子涂的一塌糊涂，被舅舅发现，罚我站在房间里半小时。我笔直的站在那，一动不敢动，外婆端个碗进来看到我：“啊，又罚站啦！做错什么事啦？”我羞愧不敢回答，别着脸，“喔，把本子划成这样啦！”外婆看到桌子上的毛笔和还摊着的本子，弯下腰笑着对我说：“下次不要这样了，你去玩吧！”可是我不敢动，也不敢接话，还是半低着头站在那里。现在想起来，也蛮好笑的事情。
二年级时，得到舅舅的照顾（他是民办老师），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加入少先队员，戴上了红领巾，那时冯田还有小学，只设一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就要到河头小学去。加入少先队员像模像样的举行了仪式，很多人站在河头小学操场里，同村的比我大蛮多的一个姐姐，站在前面领誓，她面对我们，我们面对下面全体的学生，她念一句，我们几个跟着念一句。仪式结束后，去了看电影，放的是纪念宋庆龄生平的纪录片（她刚去世）。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戴好红领巾，背上书包，正兴冲冲的要去学校，外婆看到很奇怪：
“你去哪里啊？”
“上学啊！”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喔”
我赶快把自己一套行头撤了下来，心里头就象现在听到取消了年终奖金一样失望。也不知外婆看出来兴兴头的那股子劲没有。
外婆的个性是宽厚的，几乎没有高声大气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抱怨什么，常常在口袋里放一些糖果，遇见小孩子，掏出来分给他们。外婆胆小，一遇到别人吵架打架，就心慌的很，可是她还蛮愿意参加公共事务，喜欢对事物发表意见。我没听过外婆的政治方面的观点，只听说在生活很困难的时候，说过“毛伢子”的怪话。对社会上不良的行为，说出的想法，基本是“乱世用重典”的意思，很有一些疾恶如仇。外婆不识字，但对字一向很感兴趣，认识的二三十个字是舅舅教的，我们在写字时，她偶尔会指出认识的，念对了，便会孩子气的笑起来。有时见我们写毛笔字，也会写上几个，笔划却往往错了。外婆听不懂普通话，看电视只能根据理解去猜测剧情，好在都是忠奸贤愚、悲欢离合，基本上没有错。外国电视是不看的，在外婆眼里，外国人长的全都一样。外婆的记忆力却非常好，虽然没读过书，兴致来了时，会说出很多口口相传的谜语给我们猜，都是两句或四句的联句，反映世情风俗，有些谜底还蛮有幽默感，比如擤鼻涕什么的。印象最深的是“怀胎生子”的谜面：“在家三百日，出外永不回”。字面的决绝与情感上的柔肠百转，胜过一切诗句中的乡愁。
大腿骨折做手术后，大年三十晚上，我在病房陪外婆，外婆倒不在意身体的痛苦，只是喟叹：“哎呀，年纪一大把了，还花这么多钱，抬到这里丢脸。”我坐在床边，照看吊瓶，和她看电视直播，躺累了就将床摇起来。病人能回去的都回去了，留下少数几个和医护人员，整个大楼空荡荡的，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病房显得特别的安静。外婆06年因为捡柴摔在沟里手脱臼过一次，她跟小孩子做错事一样不愿讲，怕舅舅说她（后来就这事笑过外婆几次：“老娘哦，柴的事你就别操心喽，你这样我损失还更大”），还是在洗脸时端脸盆时被舅妈看出端倪，医生没敢处理，别人介绍步行街街口一位摆摊的江湖老郎中，他在门口帮外婆接上，涂了很多艾叶饼一样颜色的药敷上，然后用纱布将手臂一层层的包裹起来，恢复的还好，就是痒得厉害。那个老郎中也去世了，当时一个儿子进了班房，他抱怨自己的手艺没办法传下去。事后舅舅去查看捡柴的沟，一米多深，也不知道外婆当时怎么爬上来的。
外婆算过一次命，算命的说她只能活68岁，她还挺相信这种说法，在我小时候，有时就说：“我是吃不到小军给我买的东西啦”，妈妈就笑她，说打赌一定可以吃到。外婆六十大寿时拍了全家福，她记着“笑不露齿”的古训，坐在中间不自然的抿着嘴，就象小孩子没吃到糖一样的表情。外婆的单人照，却咧着嘴笑的很开心。外婆八十大寿那天晚上，把我和弟弟及两个表弟叫拢来，将存下的八千元钱，一人两千的分给我们，在外婆，就象是在经济上做个了结；在我们四个，却是受她无尽的恩情，却毫无回馈报答。
2013年新年，舅舅吃年夜饭开饭前，提了一点声调说：“我娘是这个家庭的功臣”。外婆的一生是那个时代千万女性命运的缩影，一生坎坷，只知奉献，把生病住院都看成是麻烦家人，对命运隐忍逆受，却又坚强乐观。七十天（按舅舅说法纠正）就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冯田，外公在母亲16岁、舅舅10岁时就去世，在家徒四壁的赤贫家庭，养育一儿一女成人（妈妈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三岁时在门口太平塘里淹死了，次年外公去世），其中艰辛苦楚可想而知。
以前年轻时外婆看到我，总会握着我的小臂说：“哎呀，你多吃一点东西，怎么这么瘦！”那是吃什么也不会胖的年纪，现在看到隆起的肚腩，不想也到了日渐发福的中年。
新年去给外婆上坟，去之前，我跟儿子说：“我们要去给太婆拜年呐”，儿子“哦”了一句后，又忐忑的问到：“要把太婆挖出来拜吗？”稚子无知，笑过之后，却又有别样的、真切的痛楚。
外婆走的那天是西方的感恩节，
这是多么容易令我们记住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