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窗子
窗子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物。只要是间房子，不管是大是小，是高是矮，是简陋是奢华，总要开扇窗户的。
《说文》曰:“囱，在墙曰牖，在屋曰窗。”可见，开在墙上的，那并不叫窗，叫牖。贾谊在《过秦论》中说，陈涉，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大概那时候的穷人只能在墙上开个洞穴，安装一个凿通底子的大瓦罐作为窗子的。
而按照《说文》的解释，真正的窗子，是开在屋顶的。我在想，从大屋顶上漏下的光，那才叫天光呢，而这样的屋子，该有多亮堂、多安静呢。
李笠翁在《闲情偶记》中说:“窗，家家可用，人人可办，讵非耳目之前第一乐事。”但是像他家那样的窗子，是一般人办不了的。在他的芥子园内，有一浮白轩（可见这地方是用来喝酒的，刘向《说苑·善说》云:“饮不釂者，浮以大白”），在浮白轩后，有一座小山。据他自己说，此山虽“高不逾丈，宽止及寻”，却也“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所以他于此“尽日坐观”，是怎么也不肯关上窗子的。
但是看着看着，他忽然有了新奇的想法，于是找来纸笔，为这窗外的这幅自然画面续上头尾，贴于窗子周围，“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看到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立时狂笑数声，引来他那帮子老婆，一阵嬉笑。
但这未免太骄奢淫逸了，不像陈眉公，虽混迹尘中，但高视物外，一味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他最有名的著作，就叫做《小窗幽记》，而书中那些勘破功名、超越凡俗、悟透生死的句子，很有可能就是坐在窗下悟出来的。
陶渊明也喜欢窗子。他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这真是太舒服了。他好像对自己的要求也并不高:“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钱钟书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也可住得。
当然，钱钟书也不肯掩盖自己对着窗子的喜爱。他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份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
说了这么多别人的窗子，我总该说说自己的窗子了。
小时候老家的窗子都是纸糊的格子窗，我们叫棋窗。那些格子有的是整齐划一的，有些是组成各种图案的。在年三十糊窗子时，只需在每个格子里糊上窗户纸。如果有彩色的纸片，就变着花样糊出来，如果是纯一色的白纸，就在上面贴上鲜红窗花。
等到棋窗糊好凉干，坐在窗下的热炕上，阳光透过窗格子花花绿绿照进来，变得不那么强烈，就有一种特别的温馨的感觉。
因为有这样美好的记忆，我就不大喜欢现在在城里住的房子的窗户。
我的卧室和书房都有窗户，但是它们都被阳台的大窗户包裹在里面，外面的阳光得先通过阳台，才能照射到书房的窗子上。加上又是一楼，这光线就变得比较暗淡。一到冬天，情况就更为糟糕，连书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
所以，我老想着除去书房的窗户，把我的书案直接推到阳台下面，来采纳比较好的光线。但是这事一拖就是十年。我是在前些天才请人砸掉窗户，并用一个书架隔开了阳台。这样，不仅增加了书房的面积，更重要的是，书房里就有了很好的光线。
书案还是旧有的书案，只不过我的上面铺了一张一铜钱厚的崭新的黑呢子，摆上了我日常用的砚台、玺印、笔罐、镇纸、茶碗、香盒、香筒，以及手里玩的把件、手串，等等。窗外的光线投射到案子上，显得很亮堂，很柔和，很安静。
同时，我发现了住在一楼除了凉快之外的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我的窗外，真真切切有四棵树，一丛刺梅，一片绿草地。
这四棵树都已经长成了规模，两棵是树冠毛茸茸的圆柏，两棵是树干红通通的油松。而那丛刺梅，一到春天，一定又会绽放出无数深红色的小花，并把它奇异的香味通过夜色送到我的窗户里来。
我还想，在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一定会透过窗外的树，把它斑驳的月影投送到我的案子上。在雨天，淅淅沥沥的雨滴敲打着窗棂，并把窗外的树洗得翠色欲滴，怡人眼目。在下雪的冬天，雪花从窗外飘下，厚厚地落在那几棵树上，一动不动，只要我打开窗子，一定会有几瓣雪花飘落在我的案子上融化。而在清晨，总会有园子里的鸟鸣声传进窗子里来，是喜鹊，是姑姑等，或者是声音连成串的麻雀。
而现在，只要是黄昏日暮，夕阳的余光就会把树干拉成很长的黑影，一道一道投射到黄亮的绿草地上，很是好看。
就是一扇窗子，只要你打开它，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声，亦可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