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他必须面对两个不同的实存。

第一，这个人必须面对疾病的整个过程。以癌症为例，它只是某一特定的与医药和科学有关的疾病罢了，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它和是非、对错无关，就像一座山的存在一样。

然而，一个病人还需要面对他的社会或文化赋予那个特定疾病的批判、恐惧、希望、神话、故事、价值观和各种意义，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心病”。

科学能告知你何时、如何得了这个病，你所谓的文化或次文化却教导你如何形成心病。

疾病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个文化对某种疾病能抱持慈悲与理解，那么任何病都可视为一项挑战，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此一来，“病就不是一种谴责或诅咒，而是更宽广的治愈与复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正面和支持的角度来看疾病，疾病就更有可能被治愈，病人也能因此成长。

人类都被意义定了罪，好像注定要制造各种价值和判断。好像我的病这件事还不够，我还得知道“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它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必须赋予这个病某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和我的社会紧紧相连。

譬如淋病，纯粹以病理来看，它只是生殖泌尿系统被淋球菌感染的性伴侣由性行为传递的。然而，社会在病理之外，又赋予它极大的价值批判，某些属实，但大多数是错误的，残忍的。譬如得淋病的人是肮脏的、变态的或不道德的，对病人而言，这是很大的惩罚。

透过科学可以找到淋病的解说，透过社会，我理解到的则是我的心病，不管这份理解是正面或负面、鼓励或谴责、救赎或惩罚，都会对我或我的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

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被意义定罪的意思是我们宁愿被冠上有害与负面的意义，而不愿什么意义都没有。如果社会并不清楚某项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份无知通常会助长恐惧，接着会助长对这个病人负面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