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三月，孩子们的父母背着包袱出门了。留下一堆一堆的孩子，让他们自立更生。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生活的逼迫不仅要他们学会一日三餐的生计，守护那家徒四壁的房子，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娃娃带娃娃，也是这么来的。
2014年秋天，我带的第一个班的孩子们已经升到四年级，全班只有两个是本寨的，其余是邻寨来的孩子一天吃午饭，我看见有个小孩子在我们班门口，里面有人在喂她吃饭。见我走来，她赶紧跑开，喂她吃饭的那个是杨子，他也立即跑回座位，缩着脑袋扒碗里的饭，时不时偷偷地看我。
学生的营养餐费用是每天定额的，而且学校有规定不能给外来人吃饭，每个人得到的份量都差不多。孩子们都知道这些规定，所以杨子觉得自己像犯了大错一样，万一被追究是不是得赔呢！
我问了他事情的原委，那个小女孩是他妹妹。杨子家里只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爷爷奶奶，就一个妹妹，妹妹刚生下不久，妈妈就跑了。这是我从其他同学的嘴里得知。那天因为杨父去外村吃白酒，也就是办丧事，不能带妹妹去，所以就让妹妹跟着杨子来学校。小女孩看起来还很小，两岁的样子，动作却很灵敏，见我走过来的时候“嗖”地一下跑得远远的，那模样挺滑稽，又觉得很辛酸。
孩子们还告诉我，杨子的妈妈跑了，再也不回来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生下他们，又不要他们了呢？
杨子的父亲独自支撑着全家，没有多少文化，出不了远门，更离不开孩子。
难怪有一次，杨子的父亲去赶集，让他在家带妹妹，那时候妹妹才几个月大，必须要有人照看，杨子也没有来上学。当时还挺不理解，事后知道原因感觉很难过。平时也从不见杨子提过家里的事，每次看见他，都是一脸微笑，跟普通的孩子一样，好像没有任何烦恼。
来学校的时间久了，就渐渐了解学校里几乎每个班都有单亲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充满着不公。有的孩子父亲去世，有的是母亲去世，有的是父母亲因为各种原因跑了。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
2016年4月，因为工作原因，我跟几个同事下组去到杨子家。半年前，杨父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打工，杨子也到大城市去读书，但是妹妹没有人照顾，去了几个月又回来了。回到家里也没生活收入，杨父偶尔帮别人干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几天前，上山干活还砸了脚，我们走到他家时，杨父还床上躺着休养。杨子进屋说了几句家乡话，我们也听不懂，之后杨父就一瘸一拐的走出来相迎。
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堂屋立着一个木柜，上面摆着一个木制香炉，厨房只有几张用木板订成的简单的凳子，黑不溜秋的蹲在火坑旁，火坑冷冷清清，正如整间屋子。房屋也是木制的，四处通透，家徒四壁。要是在冬天，得多凄凉。
凳子不够坐，为了避免他的尴尬，我们都站在屋外说话，杨父干笑着脸，也站着跟我们说话。他说，杨子的妈妈其实已经去世了，小孩子不懂事，以为他妈妈走了就是“跑了”。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家里什么都没有，哪里找得到帮手，谁也不愿意嫁给一个二婚带着孩子，还一无所有的男人呢！幸好国家还有些生活补贴，才能苟活于世……
我最听不得这些事，就拿着相机去拍照采集资料，别家的孩子都过来围着我，对我手里的相机又好奇又害怕的。我一拿相机对着他们，他们就像一群受惊吓的小羊，四散逃开；我一拍别处，他们就又围上来。
杨子家门外是一块一块山地，一块比一块低，低成山谷，对面是重峦叠嶂的高山，他家住在山腰上。地里有的种着蔬菜，有的种着玉米，长得良莠不齐。每个孩子都带着迷茫的眼神，看着我们，也看着这个世界。
生活的负担在人们的肩上压制着，撑得住的，还能苟且，撑不住的，要么离开，要么“离开”。
2016年我带的新生，全班一共18人，有14名是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全部外出务工的。还不包括父母其中一方出去务工的。孩子们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没有父母的陪伴，他们只能站在家门口，望着远处的山，在山的那边，也许就是父母务工的城市，也许住在远方的人，正在想念他们。
烟花三月，我们不下扬州。我们丢下自己家里的孩子，来到这里陪伴那些被父母丢下的孩子。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满美好，也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能成为一首诗，这里没有那些所谓的诗，只有苟且，只有远方。他们需要的帮助不只是看得见的物质，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种下希望，惟有让他们内心充满希望，才能让生活不再只是苟且，让远方不再那么遥远。
这次又拖延了，真是没脸见人！以后坚持周五以前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