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南迁到经济重心转移之前，越人的文化地位并不高，甚至可以说非常低。
《礼记》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当时中原的华夏族，势力在中华大地上独占鳌头，于是看待非我族类的人们，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又如「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被贬南方，提起百越之地，语气里难免一股轻视的味道，好像越人是生活在信息交通不便、在身上刻画各种花纹的猴子一样，披发而左衽，文明尚未开化。
诚然，在我国古代史较早时期，越地的经济发展不如中原，文化也相对落后，没有声震人间的书籍传世。但历史岂是中原人的历史，天下岂是中原人的天下？
通过这几天浙江考古之旅，我忍不住为越地打抱不平了。
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便已生活在此；距今一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中可发现了长江中下游最早的稻作遗存。河姆渡人已把多种现代常见动物作为肉食，耕作水稻得心应手，制出的陶器也有模有样。而良渚遗迹，证实中华文明确有五千年，待到申遗成功，狠狠反击了只承认3000年中华历史的外国人的看法。早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是两条或许相互渗透但一定相互独立的脉络，你在中原驯化了什么，以小麦果腹，这和我——在越地扎根生长——可以对比，但由于气候等条件不同，不存在竞争关系。
就算是在后来，中原成了「天地之中」，人们按照礼乐制度生活；越地因潮湿溽热的环境，毒虫常生，人们活得很艰难，也不能说，越人是未开化的蛮夷。某个越族歌者，面对到达此地的新封主子哲，一曲《越人歌》出世，那不仅是最早的翻译，从此楚辞的甘泉更是由地下涌出，终汩汩流淌。
越地的文化与诗，是浑然天成的。但他们生活不易，诗歌并不能填饱肚子、防止命丧险恶的自然。于是，他们走了一条与中原不同的路， 变得精勤耕战。保存体力，活下去，繁衍生息，这样的目标才是最实在、最迫切的。中原人不用考虑这么多生存的需求，才有心思制定周密的等级和礼制。那些礼法，在越人的环境下，无暇成立。
两地在各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差距，然而中原人也没有权利批判越地。可是，人在历史中央，看问题时容易被局限，而中原的华夏族掌握着政治权力，也就掌握了几乎全部话语权，于是形成一种霸道的文化:始终认定自我为正统，似乎本族的就应该更尊贵，在我之外的就应该向我俯首。
幸好在南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了。杭州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文化随市民阶层的兴起迅速繁荣。但这不过是北方、中原人的势力范围扩大，把原先的百越之地纳入了话语强权体系中而已。优越感满满的思想没有改变，其实非常危险：清朝仍然自诩天朝上国，认为欧美国家皆是蛮夷戎狄，最后却任人宰割。文化霸权能吸引一些周边的小国前来融入，但往往变为自大与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