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有身份？
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可是很多人为此而困扰。
这里要谈的不是今日普遍使用的身份证的身份，而是职业身份与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用工身份。
在中国，唯成分论的年代，讲究家庭出身，比如干部家庭出身、军人家庭出身、工人家庭出身、农民家庭出身等等，即使是农民也分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我以前的家庭出身就是下中农，各种表格多次填写。这就是我与身俱来的家庭出身的身份。但是，这还不是职业身份与用工身份的概念。
在社会阶层严重固化、人口流动几乎为零的年代，我曾经为天生的农民身份而感觉特别伤自尊。就连小镇上的人也比我高贵，他们因为吃商品粮而成为上等人。城乡差别与阶级划分的社会现实，把每一个人都贴上了身份的标签。虽然同样是吃喝撒睡，最底层的农民几乎不是“人”，没有尊严；虽然陈永贵象征性地替农民当了副总理，但后来也是昙花一现。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的身份就是农民终身制。
在改革开放时代，我的职业身份先后经历了党校教员、大学老师、电视记者、人事干部、纪检监察干部等等。至于用工身份，我不是“公务员”，却也属于事业编制。这得益于我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学历，顺应了体制的需要。而且我亲身参与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于起起落落的一些人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也很了解。
当下，中国确实存在多种用工制度。就体制内的单位而言，编制是关键。编制有限，很多人不能进入编制，包括一些优秀人才也可能没有编制。有些在关键岗位甚至已经是名人的人，也未必是事业编制。编外用工是普遍现象。2020年抗疫支援湖北的内蒙古一位编外护士，因为经历生死考验，终于转正了，获得了编制身份。这个典型案例，说明编外人员中也不乏优秀人才，他们最期待的就是被“招安”成为吃皇粮的人。然而，编制就像铁丝网，毕竟挡住了无数人的梦想！
编制能够取消吗？这个问题是一个难题。国家有明确的政策，事业编制“凡进必考”，而且大趋势是只能退不能进。某大单位2009年开始就没有将应届毕业生纳入事业编制了。对应多种经济所有制，灵活就业已经被新生代接受。与传统的事业单位相比，一些大型企业比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都不可能有什么编制的概念。如果你是急需的技术人才，人家都求贤若渴，刚毕业的博士也可以拿200万人民币的薪水。有人从某事业单位辞职后，据说去某多多公司，年薪300万。人才市场化，双方是买卖关系，有价格、无身份。
在这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每个人可以不计较身份，而去提高自己的身价。
我说明白了吗？你应该懂的。
2020年4月25日写于北京儒墨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