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看到一则消息：今年7月24日，杭州市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暂停营业，进行百日改造。这则消息让我想到了法院路。
杭州市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是二十年前，扒了我幼年的家——法院路庆年里，在它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早年，庆年里的正北面是现在还留存的那幢历史遗迹——红楼。红楼原是国民党手里的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县地方法院旧址。所以，我家庆年里和红楼间的这条路就叫“法院路”。
法院路的一号，就是照片上的这座教堂，“湖山堂”。
照片是由一位叫西德尼.戴维.甘博的美国人在1919年左右拍的。看建筑物的成色，全新无疑，因为它确实是在这一年落成的。
说起湖山堂，要从很早很早以前说起。
七十五年前，那年是清道光二十四年，美国开始派传教士到中国。二十多年后，大约是1867年，已是清同治6年了，美国传教士才到杭州，姗姗来迟。第二年，司徒尔等传教士来杭州传教布道。
司徒尔等人先是租下吴山粮道山的一处房屋开始布道，本安分守己，不出大格，不料正对过有一处官员住宅。官员的儿子颇不争气，屡屡患病。容不得官员，只能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坚信是对门外国人的邪气太甚，要求布道团移址到天汉洲桥（现在耶稣堂弄）畔，在当时衙门划出的十亩荒地上重起炉灶。布道团非常谦和，入乡随俗，搬迁到那块地基上，搭建了两间平屋，继续布道。那里就成了杭州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也是基督教天水堂的前身。
过了七年，美国南长老会差会推倒两间平房，重建礼拜堂并正式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这一年，刚在美国渡完蜜月的司徒尔被委任为天水堂主任牧师，全面负责天水堂教会工作，开办了仁慈堂、医局、圣经学校、育婴堂等教会服务机构，在耶稣堂弄安家落户46年，直到1913年1月在杭州病逝，享年73岁。
1917年，美国传教士贝恩德和杭州教友，因追念司徒尔牧师，在众安桥筹建“湖山堂”。1920年建成后从天水堂抽出部分信徒，组成堂委。
有史料记载，司徒尔的长子、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生在天水堂的隔壁的耶稣堂弄3号。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回美国读完中学和大学，在1904年回到杭州，在湖山堂做牧师。可是这一年还没有湖山堂，其中似乎有误。湖山堂的首任牧师是周梅阁。
八年后的1928年，是邱金陵牧师开始主持“湖山堂”，兼任书记，负责办公事宜。
我是1956年左右，四五岁时，随我的姑妈在湖山堂认识邱牧师夫妇的。姑妈是虔诚的基督徒，称邱牧师夫妇为“爸爸”“妈妈”。于是，我便有了“邱爷爷”（杭州读音“嗲嗲”）和“邱奶奶”。每礼拜天，我都会在湖山堂的后院玩，等大人们做好礼拜，在邱奶奶家吃中饭。少不更事，也无太多记忆，只觉得湖山堂后院的一口小井很有些可以反复亵玩的。
以后搬了家，读了小学，陪姑妈到湖山堂的机会少了起来，但一直到1966年，时不时地还会去邱奶奶家中吃中饭。只是以后，宗教活动停止了。姑妈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提起邱牧师了，彼此只是书信来往，互报平安。那时，姑妈给邱爷爷、邱奶奶的信件投递地址是崇福，而非杭州。杭州的湖山堂被移作了他用，一直到1977年下半年彻底被拆除，造了一幢住宅楼。
也就是在湖山堂被拆的那年，姑妈慎重的要求我去崇福，代她去看望久未见面、想得寝食不安的“爸爸”和“妈妈”。
那天是酷夏，我身着姑妈为我缝制的新的米黄“的确良”长袖衬衫，带着姑妈准备的一些杭州食品，坐上长途车，去了崇福。
爷爷奶奶看到我非常意外又非常高兴。吃了中饭、睡了午觉，邱爷爷还特意冒着大太阳去镇上买了“上海雪糕”给我吃。吃完，就催着我回杭，让我带一句话给姑妈：一切都好！估计马上就可以回杭州了。
再见到邱爷爷和邱奶奶时，果然就在杭州了。1978年，邱爷爷、邱奶奶落实了政策，也就在湖山堂的旧址上建起的住宅楼里，和另一位牧师合住套房，分配到一室一厅。
我姑妈生于1918年，那年60岁，估计邱爷爷起码80多了，邱奶奶也肯定七十好几了。我和两位老人谈起不再存在的“湖山堂”，言语中不免流露出惋惜和不满，奶奶只是笑笑，爷爷平静的说了句“主的本意就是如此”。爷爷和奶奶换了个话题，说，想用退发给他们的工资送我去读上海音乐学院的自费生。后来因停招，我们的愿望未遂。
有一天，邱奶奶在洗手间不慎滑了一跤，等送到医院就没再醒来，几天后荣归了天国。
那几天，邱爷爷在家一语不发，每天等我们向他讲奶奶的医治情况。一直到那一天，还未等我们开口，爷爷紧闭的双眼留下了两行清泪。不久的以后，邱爷爷也去了天国。
邱爷爷邱奶奶没有了。湖山堂旧址上的盖的住宅楼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阔绰的银行大楼。
法院路一号的湖山堂永远留在了照片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当然，也随邱爷爷、邱奶奶和我的姑妈永远去到了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