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起初谈的是相貌。比如，鲁迅觉得西洋人的相貌：“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中国人的相貌则顺眼得多。又比如，鲁迅讽刺部分国人做看客时“不大体面”，“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然而，这些都不是主旨。
鲁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也拥有“兽性”。
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在随笔集《猫·狗·人》中提到，日本人或西洋人的脸上，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特质，他称之曰：兽性。并且他给出了一个算式：人＋兽性＝西洋人。
这看起来是对西洋人的讽刺、对中国人的恭维，其实并不尽然。鲁迅就对此警醒不已——中国人没有“兽性”，“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这的确值得人深思。这里所谓的“兽性”，其实就是抗争精神、进取精神。
“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在那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重压迫的年代，如果我们没有点“兽性”，还是那么驯良，就真的只能任人宰割了。
不能屈服，不能甘心受人欺侮，应该起来反抗压迫者，这些意思都被深深地隐藏在文章深处。这并不奇怪，文章作于1927年4月6日，那是个政治形势急剧紧张、恶化的时期。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在几天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