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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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还是偶尔会想起前年，马晓对我说过他的那个梦境，总在心里挂碍着。说梦见了我的两姨弟弟鞠红旗，就似真人站在面前一样。醒来以后很诧异，赶紧告诉自己的母亲，母亲让他把梦境转告于我。

鞠红旗和马晓都是万宝村的，彼此都熟悉。自从红旗当兵以后，马晓再就没见过他，也不知他是什么级别。但梦里却清晰的见到红旗穿着半袖军装，戴着一杠两星的肩章。哀求地对他说，
“你帮我求求我四哥，把我调回万宝派出所吧，我在这里太想家了。”

我听了马晓的诉说心里很是惊寒，转而又是难过了许久。

红旗去世时，确实是中尉警衔，也确实穿着半袖夏装。葬在他当时所在派出所附近的山坡上，已经整整十年了。距离老家路途遥远，年节或是倍感思亲，恋旧故土。时间久了，亲人无暇去探望，给他焚香烧纸，也一定是想家了。才有这般灵验的托梦来诉说自己的愿望。我始终坚信，人的灵魂是存在的。

红旗似乎知道我会促成他的愿望，所以才找马晓托梦。听了马晓的讲述，我就赶紧给红旗的哥哥打电话，劝说将红旗的坟迁回老家。而今已经过去很久，依然没有成行。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老是觉得对不住自己深爱的小仨子弟弟。

红旗是老姨最小的儿子，哥兄弟排行数三，小时候我们都叫他小仨子，也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红色电影里的一个孩子，经常被雇主吆喝 “小仨子，抬米去！”。

小时在一起玩儿，我就这样经常喊他。仨子就会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和我嬉闹。姥爷习惯喊他“仨宝子”，因为仨子还有个二哥，小名叫二宝。小仨子和二宝哥小时候都是“惯孩儿”，老姨格外溺爱孩子。

记得二宝哥都八岁了，放学回家还伏在老姨的怀里吃奶。仨子更不用说，老姨走哪都扯手领着。那年仨子大概七岁左右，老姨领着他从万宝来我家串门。吃过午饭，老姨说铜矿里有方便车，可以去街里搭车回去，母亲就送老姨到街里。还没出正月，路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开始“跑道水”了，松软的土路被雪水浸泡的成了烂泥洼子，没了下脚的地方。

下午三点左右，突然有人在大道旁急促地喊母亲快去医院，
“你妹妹坐矿里车翻了，砸坏了。”
母亲一听，疯似的跑到医院。老姨已经浑身瘀血肿胀的无法动弹了，直直的瞅着母亲似有话要说，母亲赶紧握住老姨的手，俯下身子，贴在她耳边喊，
“学荣，有什么话你说吧，姐在这儿。”
“三姐，孩子…就…交给你了…”
老姨吃力的断续的说完这句话，就咽气了。

事后，听母亲说老姨是为了小仨子，才被车砸坏的。当时是前车空着，用钢丝绳往回拖后面故障熄火的重载解放车，车上装着矿里选场球磨车间用的铁球之类。拖至镇江岭半腰陡坡拐急弯时，牵力变向，前面空车轮下不着力，打滑。后车开始坠着前车缓慢的后退，近至路坡边缘，转向突然失控，翻下了山沟。

当时坐在前车的人都纷纷跳下车，唯独老姨还在车上，因担心小仨子安危，慌了神。老姨以为仨子还在车上，仍旧死死握住车厢上的铁栏杆，拼命慌乱地呼喊仨子。其实仨子已经被别人抱下车了。跳下车的人都在底下大声叫喊老姨，
“仨儿下来了，赶快跳下来！”
老姨却似根本没听见一样，仍旧拼命叫着仨子，不肯下来。随即车就翻滚到了山下。

仨子从此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母亲也成了老姨家几个孩子的依靠和“主心骨”。

后来，母亲回忆说，
“当时你老姨可能鬼迷心窍，走魂了。车上所有的人都跳下来了，一点没有刮碰，怎么喊她就是不跳，像似没听见，仍旧不停的找孩子。”

一晃几年过去，仨儿上高中了。异姓的手足兄弟里我和仨子是最好的，就似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也经常教训他，他也听我话。仨子看我当兵了，很是羡慕，经常给我写信。和我要照片，要警服，凡是部队的事物，仨子都是极其热爱。

仨子还非常热爱音乐和文学。但也极具个性，崇尚自由，又十分仗义。仨子个子没我高，长得不俊，单眼皮，活泼爱笑。他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极佳。我经常在母亲面前对仨子当兵以后种种优秀表现，用那句俗话“好马长在腿上，好人长在嘴上”来加以赞叹。善于交际笼络人是仨子秉性里自带的亲和力所藏。他在国防科工委读书期间，结交了很多老师，后来都成为他超出师生情义的朋友。

仨子为人刚烈又火热心肠，见不平之事能愤然而起。“受苦受累无所谓，但不能受委屈”，这是仨子曾经在我面前对自己性格的诠释。仨子原来的名字，按家谱叫鞠洪旗，上高中时自己改成了鞠红旗，很有点文革的味道。

红旗当年也可以说算是风云人物。读县高中时，曾有过几次惊人之举。一次就是本班的同学被外班欺负，仨子小小的个子勇猛的打退外来“强敌”，第二天晚自习时，就有好心同学告诉仨子赶紧跑，躲起来。说被打的人找来了一中附近的几个小有名气的痞子来收拾他了。仨子却不以为然地说，
“来吧，我看看他有多大本事！”

事后，仨子和我说，
“四哥，当时我也紧张，怕他们带刀来。但一想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打死，要不我就让他趴下。”
全班同学都很害怕，来人见了仨子，轻蔑地说了句，
“就是你啊！”
“是我怎么滴！”
仨子丝毫没怂。互相就接上了茬儿。

“那时候就不怕了，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勇猛，去他妈的，先下手为强！没等那个地痞伸手，我上去就是一个狠狠的勾拳把他掀翻了，紧接着就是抓起椅子呼哧砸下去，全班男生蜂拥而上，几个痞子被打跑了。”

仨子给我讲诉了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听后也是很佩服仨子的勇猛果敢。

还有一次，也是仨子刚去县一中上学不久，在排队打饭时，被仨子指责 “夹塞”的高年级男生恼羞成怒，回头打了仨子两个耳光。仨子的性格是无法忍受的，但当时没有发作。第二天，仨子做了准备，碰巧又遇见那个欺负他的男生主动挑衅。仨子侧身从排队打饭的队伍里跳出，同时随手抽出事先捆在腰间的七节鞭，一振臂抖手，七节鞭如气贯长虹般射出，鞭头正中那个高年级男生的额头，将他打倒在地。仨子一见流血，怕被这个高年级同伙围住自己吃亏，就疯狂的舞起了鞭子。人群惊呼散开，仨子瞅准机会跑出了饭堂。

最后仨子也无心于学业，一门心思想当兵。有空就跑去县武警中队，恳求三哥帮忙。那年恰好是三哥一个战友来宽甸接兵，但三哥担心仨子的暴躁脾气受不了委屈，到部队肯定给自己闯祸，就没敢帮仨子。

仨子一气之下，哭着跑回镇江找我母亲。母亲劝说三哥，也没说动。仨子就扔下一句狠话，一个人跑到长沙独闯江湖。长沙有四姨一家和仨子的姐姐。去了长沙之后，仨子仍旧坚持要当兵。四姨夫妇也被仨子的执着劲儿磨缠的感动，就经常给母亲打电话说起仨子的愿望，
“三姐，看来不当这兵，小仨子是不行啊！说当不上兵，他就自杀，不活了！”

母亲就几次找我说，怎么也得帮仨子这个忙。那时，我也刚提干不久，充其量就是副连职。赶上那年冬天，大连周水子边检站来丹东招兵。我就厚着脸皮，壮着胆子，跑到沈阳找时任参谋长的老领导帮忙，最后成全了仨子的入伍。

仨子刚去机场边检站时，在食堂做饭，业余时间也弹吉他唱歌，自己还编了几首歌曲录制下来给我听。从内心我是极其喜欢仨子的，因为仨子很有灵气，情商也高。过了几个月，仨子反复来信和打电话说炊事班活太累，没黑没白的干活，根本没时间看书学习。我又跑去总队找领导求情，把仨子调回了丹东。调回之前，仨子让我去大连先帮他把一些东西捎回来。

我去仨子单位把他最喜爱的吉他带回来。坐大客车走到庄河的路段时，上来三五个抢钱的当地人。我当时身上也带了一把当时很流行的警用匕首。等到那伙人走近身边时，我已经暗自握紧了刀柄。但其中一个人看看我，摸了一把吉他琴弦，只说了一句，
“学生啊！”
就转身下了车。

事后，我和仨子说很惭愧不及你那么勇敢。仨子却说这种场合，最好就是装作睡着了，别理他们也就躲过去了。我原本以为仨子会说“拔刀放倒一个”。仨子还是非常机智的。

仨子调回后，落在勤务比较轻松的太平湾二中队当文书。仨子机灵，甚得中队领导喜爱。等到九六年六月，我调到丹东支队政治处工作时，仨子已经开始准备报考部队院校了。这时，天时地利人和都汇聚了，最终仨子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边防部队最好的委培院校，国防科工委计算机专业。

全家人都乐坏了，尤其是母亲，算是放下了一个大心思。仨子读大一不久的入学复试后，他的一个女同学因复试成绩低于入学考试成绩的百分之六十，被退学了。

临走时，仨子热心的送到了车站，并好生安慰鼓励，由此结下友谊，后来发展成女友。第二年，女同学又复考，考入了云南昆明边防指挥学校读中专。
想来甚是悲哀。仨子最后也是因这位女友，间接的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仨子每次假期都是先到丹东来我家住几日，再回万宝家里。期间也曾领女友去过长沙，看过四姨全家。聪明的四姨当时似乎就看出了端倪，也没好说出口，只是回来和母亲私下嘀咕说，
“仨子的女友小段挺怪的，和仨子不亲近，说话老是呵斥仨子，走路年轻人都扯手，她总不让仨子扯。”

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学给我听，我才知道的。

仨子毕业时坚持要去大连，说大连如何的好，自己如何的喜欢。我就找到总队主管分配的宽甸老乡协调，分到了大连支队开发区大队。当时开发区大队是所有基层所里福利最高的，干警们都是随着开发区公务员的待遇，按月有额外补贴。

这时候的仨子和女友已经处到了一定的火候，就反复找我磨叨，要把明年毕业的女友调入大连工作。那时虽然可以办，但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是跨省，尤其是仨子女友还想去非常难进的周水子机场。仨子那时所有的积蓄几乎都花在了女友调动的事上。最终，女友如愿分到了周水子机场工作。

那段时间，仨子的爱情和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他结识了很多地方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人际关系的脉络渐渐的有了一定延展。尤其在宣传报道上，仨子九九年至零一年就发表国家、省市三级稿件四百余篇，还因此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支队领导也看中仨子的朴实能干，尤其我熟悉的几位战友和同事都很喜欢仨子机灵透流的性格。仨子和他们也相处的极为熟络，有空就经常去请示工作、汇报思想，仨子这方面做的也是事事得体。

可就在这时，女友开始冷落仨子。仨子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住，在电话里和我唠了很久，委屈伤心的呜呜痛哭。我问其原因，仨子说没有任何原因，说女友曾经歇斯底里的对他喊“从来就没喜欢过你，看见你我就烦。就是想利用你调进大连工作。”
“四哥，我真想一刀捅死她算了！弄个炸药包炸死她这个没良心的。她缺什么我买什么，衬衣衬裤我都去给她买，需要什么买什么，照顾的无微不至。我做的还不够吗？”

听着仨子这些伤心欲绝的诉说，我也只能安慰和劝导。以为仨子这些年经历了去长沙闯荡，又是三年院校深造，社会经验很丰富，可以经得起这种打击。

但是仨子还是被彻底伤及内心，甚至骨髓，始终无法释怀。

零二年，正好四姨和四姨夫回来探亲住在镇江母亲家，我就和仨子商定准备五一节长假一起回去看望。过了几天，仨子却来电话说要去北京，想拍几张长城的外景用作宣传报导发稿背景图片。
我极力反对，劝他说，
“四姨对你那么好，回来这么久了，你不回去看看反而出去玩，多不好。再说过了五一，四姨他们就回长沙了。”
“四哥，我心情太差了，想起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真恨啊！觉得自己快憋屈得透不过气了。我就是想去散散心，也去怀柔看看科工委的几个对我特别好的老师。”
听仨子这样说，我也就没法儿再劝阻了。

五一放假，我独自回老家把母亲和四姨他们接到了丹东家里。五月八号早晨，刚起床，家里的电话就响了。是总队干部处一个老乡打来的，问我看没看电视新闻，说七号晚间北京至大连的航班发生了空难。大连支队上报“鞠红旗”在飞机上。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顿时都僵住了，四姨和母亲大哭了起来。

当天，陪老姨夫和二宝哥去大连的处理仨子的后事，当时三哥的意见就是把遗体带回老家下葬，考虑日后上坟方便。但姨夫和仨子的两个哥哥坚持要把他留在大连，说仨子生前非常喜欢大连。

“五七”空难刚过不久，事情真相就被侦破。是从一个遇难人员反常的提前购买了七分保险而找到突破口。警方对北京登机的安检录像进行调阅，发现经过安检登机的人员与实际人员不符，猜测有未经安检口直接登机的。又通过对飞机的残骸进行鉴定，飞机舱内二十五排座位附近残缺物烧焦的程度最为严重，又加之核查，此人座位正好也是在二十五排。

从这些疑点开始排查此人是从什么渠道登机，等查到此人在机场工作的朋友嫌疑最大时，这名被朋友蒙蔽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空难发生而畏罪逃跑了。后来经过通缉抓到这名工作人员，事情经过才被澄清。

炸机犯人姓张，是大连人。曾几次往返于北京大连，迟迟没有下决心。前几次也都是通过北京机场这位朋友，不经安检直接登机。据这位机场工作人员回忆，朋友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这瓶水后来被核实为就是爆炸物，后经警方在其家中发现的配制物了解到，这种自制液体爆炸物的威力，相当于十瓶矿泉水瓶装满汽油的当量。

就是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把这些无辜的人都拖进了火海。当时飞机与地面指挥塔台联系，舱内起火要求紧急迫降。指挥台考虑机场的安全，没有同意迫降要求。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三周，随即和地面失去联系。飞机在坠入海湾之前就已经爆炸解体，机内所有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一个姥姥领着一个孙子和外孙子去北京游玩，儿子和女儿俩家四口等在机场，情景极其悲绝。

从那以后，全国的机场安检开始禁止携带一切液体物质登机。

事隔十年，想起当时自己要是坚决阻止仨子去北京采风拍外景，或许就会让他躲过此劫。仍然为此懊悔不已。也遗憾仨子那时可能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我的话对他的约束力似乎已经失去了绝对的权威。
其实每个人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和困难，回归家人的怀抱或许应该是疗伤的最好办法。毕竟血亲是最为稳定和挚真的情愫。

后记

十年来始终内心沉甸甸的，“五七”这两个数字始终让我心情压抑和难过。甚至对麦道90机型都深感厌恶。仨子去世后，我从来没梦见过他。或许是仨子因没有听从我的话而去北京，怕我生气，不敢来找我。也或许他冥冥中仍有感知，也不好意思来和我说此事，怕我教训。就让我最好的朋友马晓转告于我。这是仨子的聪明之处。

仨子的部队时光我做了很多铺垫，也付诸了很多努力，我们的兄弟感情最为深切。每次见面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事。唠到有趣处，常常一起开怀地乐。仨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从来不饮酒，也不抽烟。对生活总是抱着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仨子身上有股子对部队极其热爱的精气神。这些都是曾经令我非常羡慕的。

但生活里的很多遗憾都是我们无法弥补也无法改变的，也愿仨子灵魂有知。

写于201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