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犹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轴，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于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国》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馀者也，而上徵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徵，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常山之东，河汝之闲，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庸也，四种而五获，年中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而富，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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