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重刷电影《简爱》是应女儿的要求。
这个寒假，女儿于大年初三读完了小说《简爱》，人民文学吴钧燮译本，读得如痴如醉，看完之后要求看电影。素来只看原版英文片，却因我常听上译配音的《简爱》录音，也爱上了李梓、邱岳峰的声音，破天荒要看配音版。
1970年的老片子，看的不是特技，也不是未必有多好的演技。对于女儿，是看那些令她激动的原著情节的立体化，还有对19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好奇；对我，是重温旧梦，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物。
年过四十再来看这部看过多次的片子，不少对白已然能够背诵，却又有了许多不同的感受。
昨天，女儿读阿老师关于《流浪地球》的影评，读到娜拉出走是一个哲学命题；上学期的语文课听老师讲到萧红的经历，说起来也是一种出走；还有哈代笔下的苔丝的出走，对比下来，简爱的出走似乎获得了这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四个女性中最好的结局。
为什么？
出走之后怎样了？又能够怎样？
其实，这四位女性生存的环境和时代多少有一些相似之处，都远非现下这个女性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更好一些的时代可以比拟的。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那些个体无法左右的社会问题抛开，暂且只从女性个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简爱的结局比之那三位都更好？
简爱的性格中包含有坚毅、冷静、理智，但又不乏感性，同时，学识与才华给到她生存能力。所以，她有能力自谋出路，无需依托他人求得一口饭吃。是以，当道德、理智与尊严战胜情感，她敢于决绝地离开罗彻斯特先生；当她看清楚圣约翰的求婚只是基于宗教狂热对她的工具化后，因理智而拒绝，顺从情感离去。她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不屈服于情感，也不屈服于生存。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只爱上帝！”
简爱遵从内心，但又不盲目、不狂热，坚守底线，坚持独立与尊严。这样一些能力，那三位女性都缺乏，至少没有如简爱一般拥有全部。
很真实地说，这样的选择、对女性能力与独立性的要求，对于现下的女性仍然富有警示意义。
女儿说：“电影没有演简爱获得了她叔叔留给她的巨额遗产。”
我反问：“想想看，即使没有那笔巨额遗产，简爱又是否能够有尊严的生存下去？一个人，需要怎样的能力才能保有尊严地活下去？外部的、内在的。”
剧中引发我思考的还有西方人的沟通方式，即使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他们也都能非常直率地表达和沟通，无论是自己的情感还是对人与事的看法，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点，整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直缺乏，国人大多羞于直接表达，好打肚皮官司，美其名曰：含蓄之美。却不知因此增加的沟通成本给人带来的困扰有多大，造成的问题有多严重！
最终，直接表达变成了一种很考验和需要勇气的事情。近一年来，在学习和尝试直接表达、率直沟通、温和说不、礼貌接受/拒绝，发现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沟通成本大降，令人身心愉快。
再有一点令我感慨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方式，居然和十九世纪英国孤儿院的教育方式如出一辙——以惩戒、责罚、羞辱作为教育手段，罚站、连坐、恶语相向、严惩反抗是“教育”常态，特别“剪头发”一节一下让我想起了那位被老师强迫剪发最终跳楼自杀的男孩。教学靠极权维持施教者的权威，要求顺从与听话，看不到人、完全无视个体尊严。
女儿看到洛伍德学校的总管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训斥学生，看到学生被罚站，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师训诫自己和同学的模样和用语，想到了自己和同学被罚站的经历。
可那是十九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孤儿院一般的寄宿学校，这儿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嗯，《流浪地球》能让现下的中国教育如木乃伊一般延续到太阳即将熄灭那一日，让不知几千年（据说太阳熄灭还要几十亿年）之后的孩子继续坐在大教室、穿着米口袋一般的校服背朱自清的《春》，仅仅19世纪到21世纪的两三百年不变又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