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雨花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处以革命烈士陵园为主的名胜古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景区的东北角,还隐藏着一座明朝著名大忠臣的的墓园。也许有人问：是什么样人物，会让汤显祖、李鸿章等人在此先后为他修墓？其实他的官位并不高，功绩也不大，仅仅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老师，因在“靖难之变”中，拒绝为明成祖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杀，而成为了明朝最著名的忠孝节义之臣。

公元1399年，北京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攻陷南京后，建文帝自焚，这位忠臣则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由于他在朝中名望甚高，文笔尤佳，朱棣强迫他来见，好言相劝，让其起草即位诏书。他则坚决不写，还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朱棣发怒说：“你不怕诛灭九族吗？”他奋然作答：“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怒不可遏的朱棣立即叫人撕其嘴角至耳根，并在九族之上又加学生朋友一族，共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还有数千人入狱或充军流放等。他的这一壮举，成了古代忠孝节义之士的典型而成名，他就是明朝最了不起的大忠臣方孝孺。

忠孝节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发展到宋朝，被程朱理学推到了极致。而方孝孺的这种极端行为，在明清时，则被广为传颂。但现在也有人认为，方孝孺这种儒臣式的忠孝之举，实为遇忠。我则以为，他的这种举动，不能简单的看作遇忠，从现代人角度，或从世俗眼光看，还含有一点其他成分：

一是有点侠义心肠。古代文人除了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外，还有为“知已者而死”，或者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决不背叛的江湖侠士观。据记载，方孝孺自从被请去任建文帝老师后，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与建文帝建立了良好的君臣和师生关系，并成了非常好的知已朋友。当建文帝被朱棣逼死后，朱棣让方孝孺拟即位诏书，他就批评朱棣即位不合法，更不合理，经过一番争辩后，朱棣最后无可奈何的说：“这是我皇家的事，与你有何相干！”的确，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家的，皇家谁做老大，是皇家家庭内部的事，的确与一名家庭教师没有多大关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为建文帝的结局鸣不平，有点侠义之心。

二是有点殉道意图。建文帝在位时，方孝孺已在文人仕大夫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当建文帝自焚后，他天天为其哭啼，朱棣闻讯后就欲杀之，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就跪求他，不要杀方孝孺。朱棣也就打消了杀他念头，就是拒不拟写即位诏书，也不至于灭十族。但从方孝孺当时的行为来看，他似乎想要为建文帝殉道，因而才在朝堂上，会有如此过份的表现。有人认为，他当时没把朱棣放在眼里，甚至到了有点疯狂的地步，主要是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则认为不然，应该说，他当时已客观的评估过自己和朱棣，所以才拿生命做代价，甚至还搭上了十族，来表示忠节。我只是觉得让873条生命为他一起殉道，好像有点太自私了。而朱棣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份了，难怪姚广孝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三是有点留名动机。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流芳百世的观念，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对文人这种观念的最好诠释。而曹操提出的“不流芳百世，也得遗臭万年”的思想，则指出留名不要拘泥于形式和内容。方孝孺本可通过著书立说而成名，他在做帝师前，曾写过《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著作，《蚊对》一文也写得非常精彩。他还主持过《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的编纂。如果不是朱棣篡位，也许他会有更多、更好的留世之作，但“靖难之变”改变了他的一切，著书成名的道路也被终结。我猜想，如果他象司马迁那样心中有部类似于《史记》的绝代佳作要写，也许他也会象太史公那样忍辱负重。但他却用拒拟诏书，强烈对抗的方式，在史书上留下了悲悯的一页。

四是有点被害因素。方孝孺从小天资聪颖，据史书记载，他六岁就能作诗，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最优秀的学生，他智商极高，但情商较弱，又不会处事，因而时常被忌其能而遭陷害。31岁那年，就在家乡因争讼受牵连，被诬陷入狱。后被押京问罪时，因朱元璋爱其才，特批无罪释放，才免于一死。“靖难之变”期间，其实能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的大有人在，当在朝堂上朱棣宣布草拟决定时，方孝孺正好在狱中，那些南京朝的文臣们，为保自身的名节，而又不得罪新帝，就一致推荐方孝儒。都说他文章雄健，文风豪放，文笔畅达，是拟诏最合适的人选。其实这是在把他往绝路上推，因此，可以说他的死也是被人所陷害的。

从方孝孺的“光辉”事迹中，我们不仅读到了许多忠孝的符号，也感受到了这位忠臣的节义原则和硬骨头精神。而如今，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讲原则，有立场的文人似乎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文痞在舞台上，卖弄风骚。因此对于这件事，我们只能感叹机遇的无奈、命运的无奈和个性的无奈！这种无奈只能用“死”才能画上一个哀伤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