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内容简介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离开土地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巧珍去县城看了好几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乡采访了，终于有一次他俩有机会见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动，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单薄，就说下次去给他带去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城里人没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相称，他怕被别人笑话，而当巧珍给他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她脸上刷刷地淌着。
回到土地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难以承受的是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而此时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妇，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因为学生增多要新添一个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哭......）他褪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懊悔的扑倒在了地上。
人物形象
高加林
高加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高加林渴望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到更广阔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从乡村走出去，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应该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力。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力量，那就是富于理想，锐意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当高加林从黄土高原上那个闭塞的村子里考进县城高中以后．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新的知识诱惑着他，使他不满父辈们的那种为生活而生活的简单生活方式，他抛弃了农民固有的那种传统的狭隘观念，开始了对自身和社会的重新认知。在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面前憧憬着自己无数美好的梦想。他积极进取，不断地探索与付出，也获得了些许成功。农村中像高加林这种类型的人物尽管有时带有好胜虚荣的个人动机，并不是一种完人，但他们却是特定时代对农村落后惰性的一种冲击力量，是能推动这个时代变革的一个因子。正是都市文明和乡村的落后、愚昧对立中产生的矛盾才造就了高加林这样的边缘人物。
刘巧珍
巧珍美丽善良，爱情真诚。但她把自己置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理想之光幻灭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恰恰重陷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作品主题
事实上，高加林对土地逃离与回归的人生历程，正揭示出路遥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根容易滋生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已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个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为群体，时时遭受生存环境和文明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弱化。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充送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重演，要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正视民族文化心理的衍变。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个现在还无法解决但将来必然要解决的矛盾。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令人思绪纷坛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约地透出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悲剧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