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苏东坡时顺便重读余秋雨。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余氏，读他的文章，总能让人唏嘘。一篇《流放者的土地》，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明清以降，惩治大臣主要有打，杀和流放三种形式。打，是对人格的侮辱。朝堂之上，上一刻某老臣正斯斯文文地发表宏论，下一刻便惹得龙颜大怒，被左右按翻，当众扒下裤子，露出白生生的屁股，一五一十地打起来。德高望重、满头白发的老臣痛得钻心，羞得要命，却不好意思大声哀嚎。相对而言，杀比较痛快，一刀下去了事。比打和杀还难以忍受的是流放。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到白雪皑皑的东北，一路啼饥号寒不说，到了地儿，男为奴，女任人糟蹋。须知有资格被流放者都是有身份、有地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人家。你说，换了你被当众打屁股，换了你全家被流放，你作何感想？
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过错，冤枉被砍头，冤枉被流放。
例如1657年（顺治十四年）的“南闱科场案”。
想当官全靠科考。毕竟官位有限，那时的科考比现在的高考还卷，一场考试卷下来，落第者自然满腹牢骚，疑神疑鬼。有人说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理应回避，否则便可能作弊。这话被一位官员听到了，立功心切，也不辨真伪，赶紧给顺治皇帝奏了一本。顺治闻奏，按理说应该着有司调查，可他偏不，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考生的父亲也在朝为官，上表称方家与主考大人非亲非故，联宗之说实属误传，恳请朝庭调查。事情很简单，很容易调查清楚，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皇上已经表了态，调查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于是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反复研究决定，正副主考处死，考生方章钺的高考成绩作废，并将此决定呈顺治批示。
是不是特别冤枉？你有没有为此唏嘘？
别急，更可怕的在后面。
皇帝回旨的内容是：
“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东北）！”
顺治皇帝就是这么任性！
一个考生，仅仅因为有可能与主考大人沾亲，竟连累所有的考官统统丢了脑袋。他自己的举人作废也就罢了，另外八个录取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妻儿，统统跟着倒了血霉。
所谓株连九族，就是案犯跟你从无往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他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忽然有一天，他犯事了，你甚至不知道他犯了啥事，你们全家，你的父母和妻儿，都得跟着他被流放。
怪不得有一个成语叫“祸从天降”！
余秋雨水不无沉重地叹道：
“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
为什么会酿成如此可怕的冤案，难道仅仅是皇帝的昏聩？是谁赋于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臣子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余秋雨指出，皇权制度之下，统治者根本不会把人当人，人只是一株树上的叶子，株连即由此而来。
问题在于，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也没有把自己当人。在顺治皇帝宣布最终决定之前，刑部的官员稍有良知，完全可以彻查真相，还考官们一个清白，然而为了皇上的面子，他们放弃了，连过场都没有走一下。也许他们还心存侥幸，将正副考官法办，此案即可到此为止。可悲的是，对权力退让的结果是血流成河。
更可悲的是那些幸存者。
余秋雨接着说：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
这些幸免于难的考生家属，在得知自己可以“留得青山在”时，会不会诚惶诚恐地匍匐于地，叩谢浩荡皇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