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他是踏着一夜的星光去的上海。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的秋后，我刚刚蹒跚学步。日子踏进“农闲”不久，父亲便带着几件简单的家什从爷爷奶奶家搬了出来，算是“分”了家。新家在河对岸一间借来的小房子里，几乎一无所有的日子异常艰难。贫穷如黑夜一般如影随形，打我爷爷的爷爷开始，便跟在这些老实巴交的“泥腿子”们身后，将他们打垮，再狠狠地踩在脚下。现在，它又盯上了年轻的父亲。父亲没学过手艺，很是焦急，那段日子经常东奔西走，到处找活计。一天晚饭后，天刚刚擦黑，父亲撑着一条小船独自出门了，半夜回来时，船上多了几样家伙:一个通体乌黑带着仪表的铁疙瘩，模样就像个飞机扔下的“炸弹”；木制的风箱，一拉一推会发出“哒哒”的响声；“凹”着大嘴的煤炭火炉，小小的工具箱，还有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黑色胶桶。父亲请陈堡公社的一个亲戚帮忙，弄来了炸炒米的机器。
炸炒米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活，亲戚只指点过两次，父亲就“出师”了。但一切只能悄悄地进行，在那个年代，“副业”是随时可能被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父亲有自己的打算，炒米机一到家便被藏进了西屋的草堆里。第二天，父亲到镇上去买了一根扁担，新竹子做的，非常地宽大厚实。不久后的一个凌晨，当整个村庄还在一片睡梦之中，煤油灯下，父亲将炒米机、火炉、风箱、胶桶，连同行李和母亲准备的几天的干粮，在扁担的两头捆绑得结结实实。母亲带着满满的不舍和担心，一遍又一遍的叮咛着什么。“唠叨”声中，下蹲，上肩，憋气，父亲一把挑起这差不多两百斤的担子，毅然决然地扎进了茫茫夜色之中，大步奔向十里外的轮船码头。父亲的目的地是上海，那里有个表亲可以投靠。
那年冬天的上海，一定听过一个年轻人走街串巷“炸炒米”的吆喝声，见过他专注地端坐在炒米机前炸炒米的样子。父亲一只手不停地画着圆圈转动机器，另一只手同时要前前后后推拉着风箱，身体跟着节奏非常协调地晃动。小火炉里炭火的光，将父亲年轻的脸涂抹得通红，在眼中留下两团小小的火焰，像夜空中两颗明亮的星星。大米、蚕豆、玉米、米团的片……，食材们变着魔法似的，在那铁疙瘩里慢慢膨胀、变大，逐渐地成熟。父亲不时地盯着仪表的指针，时间在这单调机械的动作中慢慢流逝。突然，父亲停下风箱，猛地一压摇把，炒米机便一下子调转方向，稳稳地钻进了胶桶，只从圆孔里伸出一截尖尖的铁“角”。围拢着的人群捂着耳朵一下子散开了，远远地看着。父亲的左手用铁管板着铁角，右手握着摇把，昂首挺立，长呼一声：响啦……，说罢便低头用膝盖对着机器的肚子猛地一蹬，炒米机立刻爆出“砰”地一声巨响。伴着香气，食物们从那黑乎乎的洞口里争先恐后地喷涌而出，一个个变得白白胖胖。白色的雾气蒸蒸腾起，笼罩了四周，父亲的憧憬和梦想随之漫延。父亲是老大，是家中的“顶梁柱”，有两个还没成家的弟弟，而爷爷奶奶在田间劳苦了一辈子，逐渐年迈的身体已经难以承担。炒米机担子的两头，担着两个家的责任，沉沉地压在父亲的肩头。那一年的春节，父亲没有回家，父亲用他沉重的脚步，丈量了大半个上海。
关于上海那段生活的细节，一向沉默寡语的父亲很少提及。只说过有一次，可能父亲全身碳渣、蓬头垢面的样子，应和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贫穷落后的印象，竟然有几个外国人拿着相机追着父亲拍照，而父亲则害怕得挑着那炒米机的担子，到处奔走躲闪，如同猎人枪口下惊慌失措的猎物。父亲虽然不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已经可以体会父亲独自一人漂泊在异乡的艰难。那段关于理想和奋斗的故事，于年幼时的我来说，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只留下了一段遥远的期待父亲归来的记忆。两年后，随着父亲和朋友办起了窑厂，那台炒米机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如今它仍在老家的仓库里静静地躺着，生满了铁锈，犹如父亲日渐苍老的身体。尚算新时，曾多次有人想买走它，都被父亲拒绝了。我曾经问过父亲，是否还记得是哪一天去的上海？那黑夜的路远么？那炒米机的担子重么？
时光久远，父亲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只是清楚地记得，出发的那个夜里满天的繁星——它们仿佛商量好了，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像是一盏盏小灯笼似的，给年轻的父亲照亮了前进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