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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江湖？
一般来说我们会搬出古龙的标准答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过学生似乎从不会对老师说“兄弟堂前上几柱香”，田间地头打招呼也用不着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所以这句话着实应该改成“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才对。所谓江湖，其实是具有特定指代的小社会。
古龙的世界存在于架空的异次元，主要角色多为非典型案例：要么是锦衣玉食雍容华贵的成名巨侠，要么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落魄游侠。前者不用担心吃什么，后者则为了不用担心吃什么提供了积极的动力。《欢乐英雄》里的王大路一干人等算是不落窠臼，但最后也还是需要一份大财富和一段其余来拯救他们落魄的人生。
反正他不会告诉你江湖人士是如何生活的。
但这个问题非无迹可寻，因为江湖绿林并非是和现实社会完全脱钩的——相反，历史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几位可靠的模板。这一点在金庸的小说中体现的最为真切：历史上有全真教，有武当少林，有明教，有丐帮，也有天地会。就连丘处机，张三丰，郭靖这些人物也并非完全虚构。想搞清楚什么是江湖，江湖的运行法门是什么，在现实中寻找答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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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这个词汇很巧妙地阐述了江湖的本质，表面上看像是五湖四海皆兄弟，天空海阔任我行，但实际上，江湖中人，是无根之木，无本之源，如同流水一般。
所谓江湖，就是游民（流民）的社会。
游民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却又自成一脉，他们和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是：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社会所需求的专业技能。所以他们不会被捆绑在土地和固定的社交圈子当中，同时也缺乏一份稳定足以安身的职业。所以他们需要闯荡，也需要互助。游走和互助变得频繁了，江湖也就出现了。
对于江湖 a.k.a 黑社会 a.k.a 绿林，我们还有其他称呼：学术上，它叫秘密社会；官方的称呼，这叫会道门组织。
最早利用暴力手段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并记录在册大概是从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刺客开始，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暗杀和破坏，性质类似于忍者，作为门客和君主结成一对一的关系，算不上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最早在国内的典籍中出现是在东晋：“东晋释慧远于庐山东林寺，同慧永、慧持和刘遗民、雷次宗等结社精修念佛三昧，誓愿往生西方净土﹐又掘池植白莲，称白莲社。”慧远法师是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但在中国，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并行不悖，本身没有交集。而“社”的开端，我妄自揣测，大概是一群与主流教义相悖，逃避迫害的异端吧。
白莲社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并非江湖社会的开端，江湖中人也无法凭空自创一个成熟的组织形式，不过南宋兴起自元朝兴盛的白莲宗，则完成了从宗教到世俗的过渡。
茅子元是天台宗门下的弟子，崇慕净土宗慧远白莲社之遗风，又受天台宗宗派观念的影响，因而改造了兴于民间，成员关系松散的“莲社”，在庶民中组织起一有师承，有教义，倡导念佛的宗团。通常宣传收徒、讲法、化缘、开堂都只能由僧人进行，而白莲宗允许俗家弟子进行这些工作。白莲宗是佛教世俗化的积极尝试，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允许俗家弟子进行传教固然会扩大宗派影响力（净土宗在如今佛教宗派中占据重要地位也许也要归功于此），但由非专业人士讲经授徒不可避免会导致与正统宗教教义的偏离甚至被利用。
白莲社承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民间互助。元朝战乱频繁，社会结构被腰斩，汉民族地位低微，失去了田产和生活手段的饥民们迫切需要新的养活自己的方式，于是也就有了最早游民社会的雏形。
白莲宗在民间广泛传播，由于缺乏制约，白莲宗与社会上的其他民间宗教，如道教衍生而来的罗教，西方宗教传播的摩尼教（又称明教），吸收佛教教义的弥勒教，它们相互融合，在精神根脉被打断，信仰断层的世俗社会获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门，就是后来在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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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动荡的环境是新的秘密宗教形成的温床，而金庸武侠中不少著名的门派也自宋元而始：道教重要分支全真道始于元朝，而明教则与明朝和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趣的是，朱元璋借明教势力崛起，但在荣登大宝后又着力压制民间宗教，大致能说明民间宗教的影响力和官方对民间宗教的态度。
在此之前，秘密社会一般以宗教的组织方式和思想纲领为基础，缺乏成熟的社会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了改善。
清国兴于满洲立于中华，这对于当时华夷之分敏感的百姓是个严重的冲击。当时的社会众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民间社团层出不穷。民间的秘密社会到此真正达到了高潮。在金庸小说中的武术水平按照时间排序是从高到低的，然而恰恰是《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的“轻武”时期，恰恰才是江湖走向繁荣的时候。
江湖走向繁荣的时候，恰恰是农耕社会行将崩溃的时候。
清朝入主中原只是给了秘密社团们一个纲领，但秘密社团的繁荣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顺治十二年，中国人口大概4000-5000万人；乾隆六年，人口突破1亿4000万人；乾隆五十九年，人口激增至3亿1000万人。人丁兴旺通常是王朝兴旺的象征，乾隆爷颁布了许多政策减轻人口负担，比如兴修水利，减免税赋，鼓励开垦，但这无法改变农业水平无法承担繁重人口压力的现实。
并不是没有方法缓解人口问题，比如发展新兴产业吸纳人口，鼓励移民等等，不过这些道路一一被乾隆堵死。到乾隆晚期，中国社会已是游民遍地了。而聚集在川楚边境逃入深山老林以躲避饥荒的白莲教众揭竿而起，险些颠覆了庞大的清王朝。
此外，明确以推翻清王朝为纲领的洪门 a.k.a 天地会 a.k.a 中国致公党也形成了气候，天地会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帮会通过控制盐业和漕运为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时的秘密社会，已经拥有了明确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此后直到民国，义和团，哥老会，青洪帮，小刀会此起彼伏，影响大到就连各个政党也需要同他们合作，获取政治利益。
在这个时期，中国最杰出的绿林小说《水浒传》从《大宋宣和遗事》脱胎，由民间故事整理成册，虽然讲的是末年的故事，但也反映了清朝的游民风貌。
这段时间，也就是“江湖”真正融入社会肌体的时期，所谓的“武林中人”也就可以讨晚饭吃，研究研究他们靠什么生活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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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都禁民私有兵器，清朝也曾禁止民间习武，不过民间习武屡禁不止，门派林立，后来政府也就采取了“禁教不禁拳”的折衷态度。这些有拳脚功夫的“武林中人”在现实中如何生活呢？武侠小说不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倘若真说清楚，武侠也就没那么光鲜夺目了。
我国社会有“三教九流”的说法，说法也不太一致。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上三教：儒释道；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斗兮，六流秤，七工八商九庄田；
中三教：文武匠；中九流：一流药草，二流戏，三流地藏，四流推，五流外课，六流勺，七拳八命九长随；
下三教：须绰敝；下九流：一流王八，二流龟，三流戏子，四流吹，五流抬轿，六抹杠，七休八模九吹灰。
上九流是传统社会的核心，武人虽不致沦落为下九流，但也算是社会底层了。
另外江湖行当也有“五花八门”的说法。抛开“五花”不谈，八门准确来讲分为四大门和八小门：四大门是风、马、雁、雀，八小门是金、皮、彩、卦、评、团、调、柳。其中风是帮会组织，马是霸占马头，雁是骗术，雀是土匪，金指算卦，皮是卖野药的，彩指变戏法，卦就是靠功夫吃饭，平是说评书的，团指说相声，调指卖唱，柳是说大鼓书。
另外一种“巾皮瓜柳”的四大门说法也有之，其中卦指的也是武行。可以说，武行是江湖行当中，非常主流的一种。他们也就是所谓“武林中人”的主体了。
据张大为的《武林丛谈》所载，武行——也就是卦子行，分清卦浑卦，也分明卦暗卦。清卦懂江湖规矩，浑卦不懂，明卦是白道，暗卦则是黑道。当然，这都是武行的行话，又称春点。名卦有四大卦之说，包括保镖，护院，教场，卖艺。这是武行的四大支柱行业，也叫响卦，明卦，相卦，边卦。用黑话来说，就是下道，坐池子，开明堂和撂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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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水浒传》中记载过杨志押运生辰纲的故事，不过镖局这门行当应当起源于清朝出钱。镖局最早是山西票号兴起连带的辅助产业，据说鼻祖是山西“神拳”张黑五。山西票号号称“汇通天下”，不免需要银钱和货物的押运，而康乾时期流民甚重，盗匪横行。于是镖局应运而生。鼎盛时期京城有八大镖局之说，其中以会友镖局为首。
镖局不是小买卖。官匪两道都要吃得开。没有官府撑腰，失了镖没人帮你出头；在盗匪那混不明白，运镖少不了人找麻烦。早期的镖局都有富商背景，而会友镖局背后的东家则是李鸿章，光绪年间会有镖局失了两次镖，最后出动了官兵才追回镖银。
镖局和盗匪一般也是朋友，路过要备礼，平日也要相互走动。准确的说，盗匪是镖局的衣食父母——没有劫道的，就没有保镖行。所以懂规矩的江湖人相互之间都有默契，镖师备好礼金，对上春点，双方都有默契，毕竟动起手来难免有死伤，和气生财才皆大欢喜。
镖局分成三种：镖局，镖户，镖客。镖局负责长线运输，从起点护送到终点；镖户则在某一地区从事专门的护送业务，镖客属于个体户，接送小商贩。镖局生意有稳定的镖路，北京也有固定的路线——当然，去西北的活一般不接，太复杂，容易出事。
接下来就是护院，也叫坐池子。有的是给官员或富商护院，有的则是给商铺票号等重要的商业组织。有小偷才有人买防盗门，和镖局相似，护院和夜盗也并非是水火不容，更多是一种行业共生关系。护院只负责驱赶，不负责追缉，而盗贼如果和护院相熟，一般会虚张声势，弄大些动静，甚至留下些物证，好让护院邀功请赏，而护院则需要第二天向盗贼还礼，表达谢意，否则就结下梁子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护院负责妓院赌场等行业的保卫工作，这就有点接近黑社会的范畴了。
有名的大家多会开设教场收徒传艺，开教场对于武人来讲算是一份高尚的职业了。古代传拳，有家传，有私授，也有军中设场，也有合村为场。戳杆立场的武师开馆授徒，自然会有踢馆，这属于行业竞争——大家都愿意投名师，拳馆被踢，相当于饭碗被砸。武馆有的收学费，有的收实物，也有以工代费。民国时期武术兴旺，拳师传授武艺功不可没。民国时期武馆遍地开花，黄飞鸿在广州开办“宝芝林”医馆，在行医之余收徒传武，佛山有蔡李佛拳大家张鸿胜开办的“鸿盛武馆”，耿季善在北京创“四民武术社”，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育会，叶云表在天津创办中华武士会，如此等等。这一时期创办的武馆教场，不但是一门职业，还担负着强国强种的重任。
民国时期，武术达至极盛。
练武固然能够给挣口饭吃，但是生活不如意难免落入撂地卖艺的境地。有些卖艺者是 “尖卦子”，手上有绝活，也有“腥卦子”，只凭花拳绣腿，或者在嘴上下功夫。但即使是“腥卦子”也大有学问，拳脚功夫不足以吸引观众，就得会“点蓬”，“点蓬”分“文蓬”和“武蓬”，文的靠说书讲故事，武的则靠表演杂技或者硬气功。所谓光说不练假把式，光连不说傻把式，意思就在这。
还有一种卖艺的方式，就是不靠卖艺收钱，而依赖卖药等增值方式盈利：包括但不限于大力丸，金疮药，风湿贴膏以及肉松饼。
当然，依赖暴力谋生活的不仅有“明卦”，还有“暗卦”，也就是当流氓做土匪，从事此类反社会的职业，不过这就是另外一番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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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江湖，不能不说武术，既然说到武术，就要从鸦片开始谈起。
鸦片从唐宋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了，辛弃疾曾患痢疾：“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苏轼也曾在诗中提到：“道人欢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不过那时中国人一般用来煎服，作为药用治疗病症。在明清时期，鸦片做膏点燃吸服的方法在中国开始流行，康熙雍正年间京城开始开设鸦片馆，但由于官方的抑制，影响并未扩大。鸦片战争期间，鸦片开始大肆在中国泛滥，张之洞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乡村民众之六成，都市居民之八成，官员丙丁之十成均有毒瘾。”鸦片贸易推动的大英帝国的繁荣，然而鸦片横行最终也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以至于自己也看不下去了。英国在贸易量和投资额都是最大，而鸦片造成的中国人购买力的下降，以及对清政府的执政威胁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在这，印度输送至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连续数年衰退，中国境内的载种渐次取而代之。印度政府1880年至1887年收入的14%来自销往中国的鸦片，1905年已经减少至7%。
在1909年各国在上海举行会议，英国和美国牵头，约定逐渐减小鸦片在中国贸易量，此时清政府的禁烟态度也异常坚决。按照约定，中国最后一批合法鸦片在1913年从印度运出——然而，1911年清政府土崩瓦解。各路军阀为了聚敛钱财，扩充军备，都把生财之路指向了鸦片。
中国再次沉沦。
我们会把武术同拳击、柔道等一系列格斗项目进行比较，但武术在那个时代承担的作用，可能和体操更加接近。19世纪之后， 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尚武的普鲁士人将体操改造成一项具有军事锻炼性质的严肃运动；而中国人在民国时期习武，也是以“强国强种”为根本的目的。格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的，而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健身方式，锻炼国民体格。
中国自唐代起就有武举的传统，弓马，举重，摔跤都是科考项目，应该说，“习武强身”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项传统，武术也的确在技术进步冷兵器行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为唤醒民族热情尽到了一分绵薄之力，仅以竞技的角度判断武术落后与否，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