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说，

于东来说，

为什么，于东来说中国社会一千年后也进不去文明社会！

什么是文明？即强者不嚣张！弱者不自卑！“公平公正，人人平等！”成为社会现实！

在民主国家，大小干部由人民直接选举罢免；全民致力于把“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共同致富！”等美好的社会理想变成社会现实！

民主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社会的真正主人；是人民群众在监督管理社会国家！

专制国家，大小干部都由“上面！”指定安排，权力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社会资源财富也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结果就是一小撮人非常富有而嚣张，广大人民群众却非常贫困而卑贱！

于东来说中国一千年后也走不进文明社会，是于东来太悲观，感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

应该说文明社会离我们很远，也很近！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都抛弃了邪恶的专制制度，纷纷扰扰走向了民主自由之路！

所以笔者说，

制度不变，我们这个社会永远都离文明社会现实很远！

制度变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文明社会！

核心在于于东来对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文明”——即他所定义的“强者不嚣张，弱者不自卑，公平公正，人人平等”——表达了极度的悲观。他认为，只要维系现有权力结构的制度不变，这一目标就遥不可及，甚至以“一千年”来形容。

这确实是一个尖锐的批评，它将“文明”的实现与制度变革直接挂钩。要理解他的悲观，我们需要看到他所描述的社会现实：

1.  权力来源与监督机制：认为文明社会（即民主国家）的权力自下而上，由人民授予，并可被人民收回（选举与罢免）。这天然地要求权力对下负责，并时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与之相对的制度，权力自上而下，由“上面”指定，其逻辑是对上负责。在这种结构下，权力本身缺乏来自社会大众的、制度化的制衡，导致强者（掌权者）容易“嚣张”。

2.  资源分配与社会地位：当权力本身不受制衡，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拥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于东来认为，这会导致资源财富向权力中心聚集，形成一小撮人“富有而嚣张”。而广大民众因缺乏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从而变得“贫困而卑贱”，这正是他所言“弱者自卑”的根源。

3.  “文明”与制度的关系：于东来将“文明”从抽象的价值观（如平等、公正）具体化为一种可以观察的社会现实——弱者不自卑、强者不嚣张。他认为，这种现实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制度能否保障“人人平等”和“公平公正”不仅是口号，而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权利救济等机制得到落实。因此，制度是“文明”能否落地的决定性因素。制度不变，这些理想就只能停留在纸面；制度一变，则“马上就可以进去”。

于东来的“一千年”并非一个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用来强调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他所定义的“文明”目标之遥远和艰难。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即个体或群体在当前结构下，对于推动根本性变革的悲观预期。

“文明社会离我们很远，也很近”——则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制度变革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可能漫长，但也可能因为某个关键节点而突然加速。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的现实，本身就证明了制度并非永恒不变。因此，于东来的悲观可以理解，但历史的进程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总结来说，于东来的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直指一个核心矛盾：当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与它所宣称的“文明”理想背道而驰时，这个理想究竟该如何实现？ 他的答案是，除非改变制度，否则永远只是空谈。而我们则补充了历史的维度，提醒我们，制度变革虽然艰难，但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