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两会落幕后，关于教育的讨论再次成为社会焦点。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教育正在“变化”，不如说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重置。这意味着，过去支撑中国教育发展的旧逻辑，正在逐步失效。
为什么说“旧逻辑”失效了？我们可以回溯中国教育发展的背景。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教育得以迅速发展，这背后其实依赖于三个历史性的宏观前提：
第一，人口的持续上升周期
第二，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
第三，传统工业的高速发展
这三者构成了“人口—城市—产业”对教育的需求链，使教育在过去几十年始终处于红利期。
但如今，时代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改变：
人口结构失衡：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适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
城镇化红利见顶：第一波大规模城镇化基本完成，城市扩张趋缓；
传统产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领域趋于进入瓶颈期，产业结构面临升级。
这些过往影响教育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整个教育本身，也在时代的坐标下发生彻底的变化，具体来说，教育的变化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教育杠杆的变化
第二：教育产业服务的变化
第三：教育性价比的变化
第四：教育资源的变化
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教育杠杆的变化”，
第一，教育杠杆的变化
什么是教育杠杆？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普通人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啊，中国社会呈现出显著的教育杠杆，一个普通家庭的子女，进入大学甚至中专，就能实现明显的阶层跨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学历，基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底层人家的孩子通过一张试卷即可改写命运，这种教育的高杠杆，持续了至少30年，但是现在，这种教育杠杆的效应正在被严重降低和重置，首先，具有高资源的孩子，在这场教育军备竞赛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不仅是赢在起跑线，中途还能持续加码，根据北京大学的教授刘云山等人的研究，1980年代，北京大学的农村生源占比超过30%，而这一比重呢，在40年间一直在降低，财信杂志2017年的报道说，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能只保持在10%左右，也有数据说是15%左右，而更多乡下小镇孩子，只能读个二本，寒门难出贵子正在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其次呢，哪怕读了名校，就毕业后的工作和个人发展来说，学历和学校之外的家庭资源因素，也正在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父母代替资源的传承，正在超越教育本身的杠杆，事实上，教育杠杆的衰减曲线，对应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曲线，背后是我们社会资源和财富积累从无到有的周期演变，40年前呢，大家都很穷，资源都很少，教育就是最大的杠杆资源，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和积累，有些人呢，资源越来越丰富，普通孩子只靠教育杠杆就比不过别人的三头六臂了，这是一个所谓成熟社会的必然演变，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当社会财富从增量扩张周期逐渐迈入存量固化周期，竞争越发激烈，这种资源的不对称性呢，也就越发的明显，因此教育杠杆的重置，本质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越学历、或者说教育红利的速度。大家的突围成本，也从十年寒窗升级为两代积累。
第二，教育产业服务的变化
教育变化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教育产业规律的变化，客观说，现在教育也是一种产品，培养出来的人才，自然要适配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而产业和战略一点巨变，教育必然也要跟着巨变，在改革开放后的前40年里，中国有过四波大浪潮：
1.外贸
2.基建
3.房地产
4.互联网
而教育的产业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和这四个产业绑定的，比如之前兴起的土木工程报考热，是瞄准了地产和基建的红利，计算机热呢，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热潮则和几个产业都相关，因为都需要融资，包括经管、法律和各种文科专业，也是如此，因为国家当时需要靠金融融资发展，而中国社会经济体的高速发展膨胀，又需要大量的普通通用型管理人才，而这些文科专业的学生，比理科生培养成本低，所以你能看到大量的经管、法律类的文科生，在过去20多年被培养出来，本质上就是这个产品相对简单，性价比更高，但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膨胀，也带了问题，就是这些教育产品，本质都是市场催动的，这种应激式人才供给模式，存在结构性的滞后问题，比如说，当产业走完周期时，教育系统呢，还在为上一轮产业周期培养过剩的人才，而现在，教育产业则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一是：教育服务的对象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从传统产业变为了高科技产业，比如传统外贸因为贸易战被挤压，同时内部的传统产业开始转型，高科技产业和数字产业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大量的通用型管理人才了。前面提到的文科生培养产品线，不那么需要了，改为科学家和工程师。
二是：主导教育走向的力量也在发生转变，我们对外要打赢这场中美博弈，必须依靠科技自立自强来解决卡脖子问题，这时候，教育导向由单纯的教育市场、或者就业推动转为很强的国家战略注入，国家通过一些列的高校改革、高考改革、专业改革的动作，把教育资源向STEM领域，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集中，因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国家要大力发展理工科，大力推荐各种选拔计划了，因为教育体系将成为科技创新的配套工程，教育产业服务变化的背后啊，是产业结构周期的拐点。
顺着教育杠杆和教育产业服务的变化以及它们背后的原因，我们继续推到出第三个变化。
第三，教育性价比的变化
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投资，但是现在的教育投资，正在从稳赚不赔变成一种存在一定风险的投资，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以前的教育投资就像存款，到期了就有收益，而现在的教育投资啊，则有点像炒股票，不一定能赚钱，还可能亏钱，这种风险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成本的抬升，比如高价学区房、海外留学等等，都挤压着大家的钱包、另一方面呢，则是教育收益降低，前面说了，教育的杠杆率降低，收益在减少，而且教育产业服务在变化，很大一部分教育产品线，其实早就应该被淘汰了，培养出来的产品是无效的投资，这背后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过去20年的教育，其实是普惠式的精英教育，普惠式是指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而精英是指高等教育仍以培养白领和中产为目标，普惠式和精英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这矛盾呢，过去被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给消化了，没有显露出来，但是现在增速减慢，消化不了了，培养出来的大量白领人才和中产后备军不被需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学历贬值、职场内卷、就业向下挤压的情况。而另一边，社会对蓝领工人、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远超当前社会的供给，比如江苏，不管是泥瓦工还是掌握数控技术的蓝领工程师，很多人的收入都能排在本地的前面，如果我们能从一个更深层的视角，就是人力资源视角分析这件事情，教育性价比的变化，其实是知识资本重新定价的过程。工业时代的教育投资，遵循线性增值规律，学历与收入呈正相关，但在指数级的科技变革时代，知识更新周期是急剧缩短，传统学历的保值功能正在失效，所以未来中国人才会出现大分层，要么向上走尖子路线，成为高价值的科创人才，要么向下扎根，成为有特色的蓝领职业人才，而家在中间的普通人才，可能会很难受，总的来说，普通白领的性价比正在削弱，职业蓝领性价比在快速放大，所以，在做教育投资的时候，需要重新考虑家庭的成本收益比。
第四，教育资源的变化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变化，是教育资源的变化，在人口结构转变、技术革命裂变、产业升级攻坚的叠加下，教育正在成为科技产业的新基建，是必须要大投入大力度才能砸出来的，因此，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会是平均用力，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在区域发展中，国家要把最好的资源给到优秀的省份，让它们去创新突破。同样的，在教育领域，最好的资源也要给到优质的选手，让他们去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未来两类院校会明显收益，一类是理工类、国防类、医农类高校，尤其是在STEM学科，就是前面说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上有自身特色的院校，至于财经类、政法类院校，可能会收到挤压；第二类受益的，是经济和教育错配的院校，比如深圳，经济强但本地教育却不如其他一线甚至二线城市，这类地方的院校，因为当地的巨大经济投入会加速崛起，比如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杭州民办的西湖大学等，都是迅速崛起的新贵。
五、如何应对变化？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机遇与挑战并存，那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做好准备呢？给到四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面对教育杠杆的变化，行动上既要保持努力奋斗，读更好的学校、好的学历，把可以利用的杠杆用足，同时心态上也要降低预期，认识到阶层跃升需要更长的时间，重新设定好自己和家庭的心理坐标。
第二，面对教育服务产业的变化，选专业比选学校更重要或者至少差不多，更多靠近面对未来的专业以及国家战略支持的理工类或者高应用型文科类专业。另外呢，普通学生可以考虑技术蓝领这个选择。
第三，面对教育性价比的变化，理性看待教育投资，社会的规则已经变了，普通家庭量力而行，教育投资已经有一定风险，没必要家底都堵上。比如，很多普通家庭没必要花上百万甚至更多留学回来挣几千块钱工资，留下钱买个房、买个保险，可能是现实的选择。
第四，面对教育资源的变化，如果其他条件差不多，建议优先选择东部大省或者发达地区高校。
写在最后
总之，教育决策必须要理解和遵从社会周期的运行规律。教育的重置，绝非教育自身的“自我革命”，而是被整个社会结构与经济逻辑所牵引。对于从业者、家长乃至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认知的更新，更是一次适应能力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