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燈下閒翻鍾叔河《千秋鑒借吾妻鏡》，此書乃其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各冊早期前言結集，這種隨筆式寫法，比之其後的學術式前言讀來好玩兒多矣——這些學術式前言，後結集為《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敍論集》一書，同為嶽麓書社出版。

第一篇名為《兩千年歲月，五萬裡行程——〈海錄〉和〈乘槎筆記〉》，文中講述有中國文獻裡零零碎碎的傳聞或“譎怪多不經”的資料。

歐洲古時稱中國為“賽里斯”。這個名稱是從“絲”字派生而來，因為中國是產絲之國。羅馬學者白里內（公元二三至七九年）在他的《博物志》中如此記錄：“賽里斯人林中產絲，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由大地東端運至西端，故極其辛苦。”

中國漢代稱羅馬或為“大秦”，或稱“拂林國”。如范曄在《後漢書·西域傳》如是說：“大秦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宮室皆以水精（晶）為柱……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

魏晉以後，宗教盛行，志怪、傳奇，蔚為風氣，唐宋不止野史，甚至正史所記也同樣離奇，如《舊唐書》：“有一鳥似鵝，其毛深綠，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杜佑《通典》：“小人（國），在大秦之南，軀才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衞助之。”

（二）

而李慶西在《閑書閑話》中寫有英國赫德遜所著《歐洲與中國》一書，此書敘述十九世紀以前歐洲與中國交往的歷史，下面聽聽李慶西是如何說的——

書中追溯西方人最初在向東方跋涉的那段時，特別強調希臘城邦文化中滋生的重商主義的開拓精神，是“神聖的貿易權利”使西方人在走近中國的過程中成了主動的一方。

其實，自古以來，貿易也是中國人跟外部世界發生聯繫的主要紐帶，漢唐以來的“絲綢之路”便是眾所周知的例子，宋代的商舶自泉州、廣州的港埠放洋遠航，往來於東南亞和波斯灣之間。

由於古代交通不便，同樣也使西方很少瞭解中國。赫德遜的書裡首先回溯到紀元以前，那時西方人對西方人對中國一鱗半爪的聽聞，全賴商旅輾轉傳述。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據此推測從亞速海到東方的路線，一直排列到伊塞頓人居住在地區（今新疆准噶爾一帶），再往前就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了。伊塞頓人就是中國古書上所稱的烏孫或月氏，當時這些遊牧民族居住的地區並不屬於周天子的地盤。希羅多德的空間想象已經進入了半個亞洲，還是沒能神遊到中國。

希羅多德之後的希臘化時期，壓力山大大帝遠征波斯，使希臘人的居留地散佈到西亞，將兩河流域、伊朗和印度捏成一個與地中海各地互相交往的世界，卻未敢越過帕米爾分水嶺。壓力山大駐兵帕米爾二百多年以後，漢朝大將李廣利橫掃西域，這時希臘人早已遠遠撤過興都庫什山脈。

西方對中國最初的認識，顯然得自古代的絲綢貿易，自張騫通西域之後，到公元六世紀以前，這種生意一直做得很火。但是，由於路途遙遠，從中國運抵羅馬的絲綢要經過重重中介，中亞和西亞的許多商人從事著這種轉手貿易。……“絲綢之路”並沒有形成中國和西方的直接對話。有記載表明，早在公元一世紀末到二世紀初叶，也就是中國的東漢和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雙方都曾試圖建立直接的交往。赫德遜書中引述《後漢書·西域傳》所述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一事，有謂：

和帝永元九年（按，公元九十七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甘英遇海而返，是因為安息人存心阻撓兩遍的直接交往，向他隱瞞了通往大秦的陸路通道。

而與此同時，羅馬方面亦試圖向東拓進。西方學者大多認為一位名叫馬埃斯的絲綢商人至少越過了帕米爾高原，只是說不準他是否深入中國腹地。

赫德遜書裡特別指出，羅馬人希望跟中國建立聯繫的心願顯然更加迫切，因為他們想把那種間接貿易變成直接貿易，甚至六世紀時，乾脆想通過土耳其向東開闢一條更便捷的絲綢之路。可是羅馬人萬萬沒有料到，當他們把土耳其人籠絡得差不多的時候，產自君士坦丁堡的絲綢竟源源不斷地出現在自己家門口！原來早在半個世紀以前，東方的蠶種已經被人經印度偷運過來了，這使得羅馬人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多餘。

歷史就這麽會捉弄人，剛要出現的一次機會又悄悄溜走。如此一再蹉跎，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裡，中國與西方居然沒能從直接的貿易往來中發展正常關係，而中國老百姓第一次認識西方，竟緣於一種罪惡的貿易——鴉片貿易，以及由此引發的一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