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意为：孔子说：“君子广博地学习文献，用礼节来约束持守，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本节王阳明讨论了“博文”与“约礼”的关系，总体上类似前者为后者的“功夫”，或者说是应用。
“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
“博文”即是博学，“约礼”，即是约束，是遵循原则。表面上看来，“礼”是外在的规范，但在儒家看来，这就是“天理”，是自然存在而落于纸面的道理。博文是约礼的应用，而约礼是博文的根本。如果想让内心充满天理，不被杂念干扰，那就需要从具体的认知和做事处进行体悟。在侍奉父母时，便从侍奉中体悟天理；在身处富贵境况时，便从富贵处寻求天理。所有事情，都可以这么做“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
从论证上讲，两者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体”和“用”的关系，是一种用现在的话说，辩证的关系。前者只有在后者中才能体现而不能独立存在，后者只有在前者的指导下才有其应有的意义，才能成功。
不过除此之外，这里提及的两者关系比通俗的辩证关系更多一层内含。《中庸》提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不但可以通过做具体的事务来增进自己的心性，并且还不挑事务，可以从任意环境中感悟天理。在这里，“博文”不仅能增进“约礼”，并且，任意的“博文”，对于修养足够的君子来说，都可以增进“约礼”。这里显然更强调“体”的普遍性和通惯性，减少对“用”的具体要求。也体现出王阳明强调“心学”、“致良知”的特点。
“博文”与“约礼”的关系，看似与“行”与“知”的关系类似。在这两对关系中，王阳明都强调两者的同一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它们并非“知”与“行”。
首先，就最基本的意思上看“博文”像是“知”而不像“行”，而“约礼”就更不具有“行”的意思。其次，王阳明强调，知与行不能分离，单纯强调“知”并无意义，反而会导致时人“知而不行”的现象。但他在强调“心性”“存天理，灭人欲”时明显是更强调内心的修养，而并非强调修养导致的行为。所以，“知行合一”中的平均用力与“学存天理”、“致良知”的单项用力是矛盾的。或许有人会认为“学存天理”也与“行”本也是统一的，如“心外无物”之理，也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里应当区分“心性”、“知”与“行”的关系。“知行”是一体不可分的，它是“格物”的“物”，也是这里强调的“博文”。从事服侍父母之事，与学习服侍父母的道理是一回事。而背后的“心性”是“知行”的“体”。因此“1心-2知-3行”的关系中，3是2的功夫与应用，而2与3一起又是1的功夫和应用，不过23关系更紧密，不应强调哪个。但1与23中，1更值得强调。
但我不确定王阳明自身是否明确做出了这种区分，毕竟在006中谈论知行合一时，他使用“博约”作为例子。（当然也可以视为类比，若是作为例子，“博约”便是“行知”，若是类比，“博约”便不是“行知”）
王阳明讨论至此的诸多关系，多是强调“本性-生发”的关系，仿佛所有概念，心、性、意、知、行不过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么说自然增强了理论的融贯性，显得富有深度。但是像熬稀饭一样混成一锅，也让概念显得不清晰。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或许没有太负面的影响，使得从心到行的过程自然而然，无可置疑之处。但如果要扩展到其他领域，这种过于混沌的理论则容易让人无所适从。
总结为，“博文”与“约礼”两者类似于“用”与“体”的关系，人们从具体事物中学习天理，且对于君子而言，从事任何事物都不妨碍感悟这种天理。而“博文”与“约礼”并不是“行”与“知”概念的例子，它们更像是“知行”与“心性”的例子。概念上讲，“心性”重于“知行”。但将过多概念解释为“本性-功夫”的互通关系，也可能让读者在混沌不辨中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