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是我2023年读完的第一本纸质书。
本书作者赵燕菁，是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而且曾经担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经历了“置身事外”到“置身事内”，而今又“置身事外”的一个过程。因此对于许多经济问题他有着常人所没有的特殊感悟。
政府宣布新冠“乙类乙管”后，基本上宣告三年防疫走到了尽头。笼罩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乌云，也终将消散，继续行走在“大崛起”的路上。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作者认为是配得上“大崛起”这个称号的。其一是基于现实，中国经济的空前规模不容置喙。其二是基于信念，一旦进入增长循环，中国的崛起就不会崛起。
这本书我读起来实在是酣畅淋漓，直呼痛快。一来这本书的内容基于作者以往发表的文章或写给有关部门的政策建议。格式上和论文基本一致，摘要、引言、概念、问题、对策、结语。尽管我是个学术渣渣，但对于文体的熟悉，为我减轻不少阅读困难。其次作者讨论的话题和我涉猎的经济学，社会学也息息相关。部分理论是我考研专业课教材里的内容。不过，和考试单纯背诵理论不同，作者细数一个政策的前世今生，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他不是在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而是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让人醍醐灌顶。
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有利弊。同一味批评政府，批评体制的人不同，作者会在每一个章节理清因果，提出建设性意见。文中有很多辩证的思想，不盲从一个角度和观点。这点我觉得极其难得，日常生活中我们实在是不缺乏批评的声音，甚至有人为了批评而批评，用一些断章取义，因果倒置得来的观点来蒙蔽大众视野。
这本书一共5篇，15章。如果把这本书比作一颗“树”，第一篇就是“叶”。从对与城市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财政的讨论开始，直接指向最前沿的实际问题；第二篇、第三篇则相当于两个“枝”，前一“枝”分析中国经济何以面临转型，后一“枝”则把转型问题拓展到全球化；第四篇则是本书的“干”，应用新的“坐标系”重新解释中国的增长过程中 遇到了财富分配问题；第五篇只是本书的“根”，扎入经济分析的底层土壤，将中国伟大的增长一般化为可以解释所有增长的理论 。
下面我从“根”、“干”、“枝”、“叶”的顺序大致梳理作者的主要观点。
根：范式转变与双螺旋模型
之所以要创建新的理论框架，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底层假设与真实世界严重脱节，难以解释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一个完整框架，虽然受到各种批评，但他们相对孤立。《成龙历险记》里老爹的口头禅：“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同样的，只有框架才能替代框架。作者力图将马克思、熊彼特、科斯、阿尔钦、维克瑞、哈耶克等前人提出的竞争性理论进行组合，形成替代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会计理论、货币理论、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成果，构造一种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般理论。
我无法用一两句讲清理论，只能让大家去书中寻找答案了。
干：财富分配
这一篇由“资本市场再设计”、“乡村振兴”、“平台经济”和“房地产税”四章构成。
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事件暴露出其制度设计的两大问题：一是难以有效配置资源，不利于实体经济；二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转移，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两个问题也就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就中国目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这两个问题可能引起的后果不容忽视。
传统解决公平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大多着眼于分配环节，通过税收来“劫富济贫”。但是收入分配差距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贫富分化的真正原因在资本分配阶段。不在资本分配环节上缩小差距，收入分配环节做的任何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
作者提出建立资本市场上代表公众利益的“公众基金”，制定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公众资本获利的制度和规则，把资本引导到实体经济需要的地方。不失为一个有效手段。
脱贫攻坚完成后，乡村振兴这一更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说农民脱贫可以依靠转移支付、对口支援、专项补贴等政策手段加以解决，那么乡村振兴就必须建立在其自身可持续内生财富的基础上。“输血”可以帮助农民脱贫，“造血”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衰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农民缺少土地交易自主权，而是乡村公共服务解体。土地产权细碎化、集体土地对资本的屏蔽进一步加剧了乡村衰败。
作者提出将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重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判断乡村是否实现振兴的标准，就是乡村经济能否实现现金流的内生创造。
蚂蚁科技集团的高估值在于它上市所卖的不是传统的金融服务，而是一种全新的资源——大数据。大数据就像无线电通信时代的频谱，蒸汽机时代的煤炭。数据平台企业之所以有高估值，是源于他们把“大数据”这一公共资源据为己有。
数据在单独使用时往往没有多少价值，因此数据的所有者通常会在一对一交易时，无偿过渡“数据”的所有权。真正有价值的是“海量数据”汇聚而成的“大数据” 就包含的信息而言，“数据”和大数据可以被视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
平台所需资源的初始产权，应当界定给平台提供者而不是资源原始所有者。因此，大数据的初始产权应该界定给平台的企业而不是私人。以保护隐私为理由的数据私有制，最终会制约平台的创立和运营，并危害“企业群落”的整体竞争力。
但这不代表数据平台提供者应当攫取大数据价值带来的全部利益。平台企业私有化必然导致不可逆的贫富分化，因此要防止平台企业被私人资本所挟持。一个比较合理的措施是平台企业公众化。所谓的公众化，不是简单地没收然后宣布国有，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使用公共资源创造的价值从平台企业“萃取”出来返给大众。
在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初期，竞争性公共服务市场还没有形成，为了防止地方政府乱收费，采用全国统一的税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无差别税制的弊端，也使得地方政府不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发现和创造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特征的公共服务定价模式。统一税制的结果就是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的先天差异，在一开始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最终绩效。长期结果必然是区域产业趋同，贫富差距加大，城市之间无法通过差异化竞争形成产业分工 。
重生产、轻消费的税制决定了“绿水青山”难以变成“金山银山”。而房地产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在消费环节拥有资源禀赋的地区更多的发展机会。
房地产税还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具。比如介于国有和集体两个市场之间的“小产权”，可以借助房地产税，获得入市渠道。不过目前试点将集体土地的物业排除在外，反映出政策设计者还没有意识到房地产税的这个功能。
当然，推进房地产税也可能面临资本折损、货币阻滞、制度错配、脱实向虚等问题。总的来说要尊重探索，慎重推进。
枝：转型与全球博弈
增长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资本型增长，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支出主要体现为资本性支出。其次是运营型增长，在这一阶段的成本构成中，劳动力成本占有更大比重。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多次转型，包括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外延型到内涵型等。当一个商业模式从资本型增长转向运营型增长时，意味着转型。
工业化不是导致城市化的原因。二者都是中国经济增长原始资本积累模式转变的结果。
一个国家实现资本型增长对应的条件是资本密集，完成运营型增长对应条件是劳动密集。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个增长阶段并存。好的转型政策要能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的两个阶段。最优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双轨制”。
中国资本市场的信用主要不是来自股票市场，而是来自房地产市场；中国政府的现金流主要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企业。
地方政府要想平稳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迅速停掉过剩、大而无当、不能带来直接现金流的公共投资。
危机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没有永不终结的繁荣，但当危机到来时，每个人结局却可能完全不同。只要森林还在，就没必要为失去的树木哭泣。只要中国能够维持稳定低息的货币环境，就算今天的企业大面积死去，明天也会有新的企业顽强萌发。互相竞争的城市政府孕育着中国经济一片又一片的森林，只有最险峻的山峰才能铭刻攀登者的光荣 。
叶：土地财政——伟大的制度创新
公共产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集体消费带的规模经济。而城市是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集合。
土地财政的本质就是将土地收益用于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差异仅仅是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不同。
土地财政不是市场改革不彻底的权宜选择，而是在将中国的计划传统嫁接到市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突变。是触发中国经济史诗级增长的伟大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