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联系作了一个整体的概括，他说：“一切知识分子所但当的文化思想，都可以说是他们所生存时代的反映。在近三百年，时代中最巨大最显著的力量是经济。但在我国，一直在鸦片战争以前，甚至一直到现在，各时代中最显著的力量都是政治。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文化的某一方面希望有所成就，对政治社会希望取得发言权而想有所贡献时，常常会感到自身的志趣与所生存的时代，尤其是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处于一种摩擦状态；而这种摩擦状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常感受其为难于忍受的压力。并且由于这种压力感受性的深浅，而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人格成长的高低，并决定他在文化思想上真诚努力的程度。由各个人的禀赋、生活环境、及学问上的机缘，各有不同，对这种‘压力感的’的反应也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文化上不同努力的方向。但政治问题，不能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长期共同问题。完全缺乏这种感受的人，便缺乏追求文化思想的动机，便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成就，甚至会发生反文化思想的作用。”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虽然处于一种摩擦状态，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上从来没有对政治正面的对抗过，从秦时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这一类对知识分子极具破坏性的打击，更不用说历朝历代卷入政治的文人多遭贬谪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君主的忠心。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共同人格特征，他们会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或见解来表达这种摩擦下的压力感，但是他们面对的不管是贤君还是昏君，他们没有想过去动摇那统治的根基。即使遭到政治的迫害，他们更多的是选择退居江湖之远，在自然山水中找到心灵的安宁和解脱，但是却又不能忘却庙堂之事，时时怀抱着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愿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自己的人生志趣与时代的政治摩擦中左右摇摆，古人也就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充满矛盾情感的诗文。当然，在政治强大的压力感下，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保持自己的人格精神和人格理想，甚至有一些文人最终会想政治妥协，所以那些能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保存其人格，在文化思想上有特别建树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
“西汉与先秦相去不远。先秦诸子百家，在七雄并列中的自由活动，既在自由活动中所强调的人生、社会、政治的各种理想，与汉代所继承、所巩固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情形，极容易引起鲜明的对比。”先秦自由的人格、社会、政治的各种理想，在诸子中，孔子可谓是这些理想的典范任务。孔子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君王们敬慕孔子人格，但是他的政治理想在那个争于气力的时代并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孔子带着自己的弟子如丧家狗一样在各国穿梭，几乎陷入被饿死的惨境。即便如此，孔子并没有迎合君主去谋得政治上的地位，到了老年他开始以讲学为业也还是坚持传播他的人格、社会、政治的理想，他在这样的时代中对理想的坚持和人格的操守，被尊为“圣人”当之无愧。
先秦是兴起的“士”们，他们在列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权术为君王效力，也不是以一副卑颜屈漆的姿态，君王与士的关系虽然有身份的高下之分，但距离还是比较近的。但是到了大一统一人专制以后的情形，便完全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臣子往往惧与君王的威严。徐复观总结道：“因而西汉知识分子对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感也特为强烈。东汉知识分子与西汉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如说有所不同，则西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多来自于专制政治的本身，是全面性的感受。而东汉的知识分子，则多来自专制统治中最黑暗的某些现象，如有外戚、宦官之类。这是对专制政治自身以让步以后的压力感，是政治上的局部压力感。两汉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态，及两汉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与其基本性格，都是在这种压力感之下所推动、所形成的。”
“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的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大奸大猾，都是朝向这一弱点上投下他们的野心与赌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这便可以使由此种政治而来的压力感，渐归于麻痹，而其他压力感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了解我国知识分子性格随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大关键。虽然如此，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事实上实在不断的积累中更为深刻化。尽管后来的知识分子，对此只能作局部性的感受而不能作全面性的感受；但是这一不断深刻化的压力，对知识分子而言，还是与不知不觉中具有决定性的压力。”
我想，在先秦时儒家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未能进入政治时，发奋读书践行德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人生理想，在历史上光芒万丈。到了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思想两千多年，但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早已发生了变化，以饱读四书经登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们也许更多是为了获得一种显贵地位，不然历史上不会有不惜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然后一朝登上天子堂锦衣还乡的穷书生的故事，不然怎么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年树，书中自有颜如玉”呢？大一统一人专制统治下的政治在后来通过科举给了文人参与政治的机会，更可贵的是这突破的门第，让不同阶层的人通过科举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机会。但是，在整个专制的政治氛围中 ，能够坚持自己人格精神和理想的那些人也只能作天子的“忠臣”，而那些妥协于专制而迎合专制主之所好的人最后也怀抱着自己的野心成为历史的“罪人”。
中国社会在一治一乱的交替中绵延不断几千年，中国文化也在治乱之间顽强的生长着，甚至中国文化思想在动乱时更能够闪耀出动人的光芒。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保证，但是政治不能束缚了文化发展的生命力。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文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五四以后的文化西化倾向也罢，这些都是文化发展失去自身独立地位的结果。从中国历史中的文化与政治的发展来观照当下，中国文化要继续在世界历史中发光发亮，而不是只拿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点遗产挣得面子，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这不仅仅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个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