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千年来中国人无比崇敬热爱的大文豪。他的一生，文章名动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但始终未改乐观天性。其秉性融儒、释、道于一体，在艺术方面造诣奇高，精通诗、文、书、画、词。

本文将从生活圈子、社会环境和人生遭遇及个人素养四个方面，探索苏东坡特定人格魅力的成因。

中国历来就有两种对立观点流行于世：即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我们不忙着去支持或反驳某一观点，只把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掏出来讲，即除了人本身之外，环境将对人的成长发生重大影响。

如今，人们已不再简单怀疑这种“影响”的存在性了，而是对怎样产生了这种“影响”大感兴趣。

《苏东坡传》分为四个部分：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全书详细客观地记载了苏东坡的一生，将其早年生活、宦海沉浮与暮年流落海外的坎坷连为一体，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启迪感。

林语堂先生的再创作，既有一种深入到诗人内心的推陈出新的震撼，也在娓娓叙述诗人生活境遇的自然流畅中，将一个富有幽默感、正直慈悲、积极向上、平等开放的可爱的苏东坡展现在我们面前。

01

中国人几乎都相信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简单地说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予人什么样的印象。

比如在国内，大都认为东北人豪爽、上海人精明、湖南人执拗；在外国，人们普遍觉得法兰西人浪漫、英国人绅士、美国人务实。这种地域赋予人的秉性同样作用于苏东坡。

公元1036年，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小镇。眉山在那个时候很封闭，但却整洁秀丽，文风颇盛。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生于眉山的苏东坡又该有怎样的秉性呢？

林语堂在书中有介绍：“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在苏东坡身上很容易看到他机警善辩的一面，我们姑且归因于他的博学深思。

但吃苦耐劳性格伴随他一生，在他的坎坷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多少暗合地域性精神力。中国的哲学有时候很简单，但在口耳相传的承袭中总是表现得异常英明。

不但地域性精神会影响苏东坡，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家庭。良好家风的春风化雨和潜移默化往往威力巨大、影响深远。

苏东坡家在当地还算富有，他的祖父不识字，人品却不凡，遇到荒年往往接济亲友邻里。祖父思想开通，纯朴善良，对童年的苏东坡算是一个好榜样。

苏东坡的母亲贤良而聪慧，在家里教育苏东坡和弟弟读书。有一次，苏妈妈教儿子读《范滂传》，说范滂为正义而牺牲，而范滂的母亲却很支持他，苏东坡就问：“妈，我以后做个范滂那样的人好吗？”

苏妈妈回答：“你若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种言传身教多么令人感动！

苏洵作为苏东坡的父亲同样可为榜样。朝廷令苏洵为皇帝作传，苏洵谦为臣下却能秉笔直书，不阿谀弄曲。

苏东坡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的，在今天来看，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人格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仍极为重要。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苏东坡交游十分广阔，“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他的朋友组成十分复杂，名公巨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巨宦、文豪、画家、僧人、道士、农夫……苏东坡无论风光抑或落魄，都能和他们结下真挚友谊。

也许正是苏东坡以宽广的胸怀，吸纳周围的优秀因子，故而在他的性格中，既有僧人的慈悲，也不乏道士的洒脱，更有农夫的拙朴淳善。

有句俗语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都愿意接受一个观点：苏东坡对世间一切美德与善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他也对身边的人具有正面感化作用。

基督教有所谓“原罪”和“救赎”之说，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地像苏东坡一样，把从一个地方得到的善念以放大的形式传递给更多人。

02

莎士比亚《辛白林》中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上这个年代。”在剧中它表现了莫大的悲哀与无奈。但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在篇首引用了这句话，升华的解读是，大灾大难中的奋发向上，舍我其谁的弄潮儿心态！

我坚信苏东坡也有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当与命运相连时或许更为出色。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堂上正直有名的大臣相继遭受政治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死了，剩下的也不得已而归隐山林。

当权的变成了一批只知道耍手段、打架害人的小人，政治环境大变。而在民间，由于变法引发的商户破产、农民家破人亡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社会在恶化！但越是这样，我们得承认它对一个人的心性考验更大且更全面。

细读《苏东坡传》，可知东坡一生经历了三次流放，而且都是因“莫须有”的恶毒诽谤获罪。

第一次，东坡被流放黄州，但即便在困境中，他依然耕读自怡。

闲暇时，他酿美酒、制“东坡肉”、练瑜伽、游赤壁……都是对人生有益的养生之术。这些无不表明，苏东坡具有超高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随遇而安的旷达性子。

这种能力与性格既是本有的，也在苦难生活中得到锻炼。环境会改变一个人，我们能从苏东坡的言谈中看到他的进步。

比如他之前对待邪恶与刁难的态度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性格中有烈性分子；但在他的流放生涯中，随着他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秉性发生作用，他在当地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救助婴儿，帮助贫弱，他建屋种地，慢慢地平和下来。

直到某一刻，“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他的精神终于挣脱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枷锁，放下、解脱。

第二次被贬惠州，苏东坡时年61岁。但他毫不在乎他人的迫害与身体的疲劳，转而又津津夸赞岭南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的诗文中透露的完全是乐观心态。

实际上，当时他正面临更严重的加害。果然，他又被贬到海南岛，这是苏东坡人生中最后一次贬谪。

在海南岛，他的吃住都成了问题，但苏东坡的热情乐观赢得了所有邻居和同事的好感，他们尊敬东坡，让他惊悸的心神得以稍息；他们对东坡施以援手，令他得茅屋以栖身，受蔬食以果腹。

多么震撼而顽强的火海蝼蚁！多么酣畅而动人的雪中送炭！苏东坡每每能在绝望残酷的泥淖中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真是古今第一大本事。

正如一句话所说，人的生活即是心的生活。一生的波折苦难早已让苏东坡的心气变得平和无比，恰如古井之水，只见其深，再无波澜。

套用刘乃昌先生所言：“苏东坡在应对主客、物我、得失、顺逆等等关系上，惯于适应机遇，竭尽努力，以我役物，而不为物役，且能傲视磨难，淡漠得失。以此在身处逆境中，经常表现出豁达开朗、随遇而安、泰然自处、无往不乐的旷放心胸。这一切均显示出这位名家英才文化性格的亦世光彩。”

03

探究苏东坡之所以能成为苏东坡，除了他家庭因素和宦海经历外，苏东坡天才般的个人素养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具体来说是他的绝佳悟性。

如果不是苏东坡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我们甚至可以拿他的亲弟弟苏辙来对比。兄弟二人打小一起学习、共同生活，即便后来的科举经历和官场生涯，也大有相似之处。

但问题就是，苏辙并不能有机会成为像哥哥这样的千年偶像，更不是苏东坡所能代表的文化精神。这就足以说明，苏东坡个人绝世的悟性在他传奇的生命中起了根本性作用。

在苏东坡人生的大灾大难中，我们从他的诗词中处处可见他的奇妙悟性。比如他游览赤壁时曾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现代的一个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将人的个体视为本体的偶然显现，来超越人生的局限，肉体虽然消失，但精神却在宇宙生命中绵延。”这样在困境中顿悟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们甚至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苏东坡能将儒、释、道融为一体，他的这种悟力在当中绝对发挥了巨大功效。更何况同时精通诗文词书画的艺术造诣，没有良好的悟性绝对不行。

现在看来，苏东坡之为千古达人，既有赖于纯良的家风和上佳的人格教育，也和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境遇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东坡赋有亘古罕见的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透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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