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10《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一卷-10
后来居上
顺帝认为伊吾一带土地肥沃，又靠近西域，匈奴一直利用这个地区，进行劫掠和骚扰。于是下令恢复伊吾屯田，与和帝永元年间一样，设置伊吾司马一人。
当初，由于安帝轻视典籍，博士不再讲习。门徒学生互相看着学业荒怠，人员离散，太学的房舍倒塌敝旧，破败得成为菜园，牧童、樵夫在附近砍柴割草。
将作大匠翟酺上奏，请求加以修缮，诱导后生求学。顺帝采纳了建议。
重新修缮太学，共建房二百四十幢，一千八百五十间。
护乌桓校尉耿晔派兵攻击鲜卑，将其击破。
护羌校尉韩皓将湟中地区的屯田转移到两河，即赐支河和逢留大河之间（今属青海省），以逼近西羌诸部落。
正在此时，韩皓因事获罪，被调回京都洛阳，由张掖郡太守马续接任护羌校尉。
两河之间的羌人诸部落，认为屯田地区靠近他们，恐怕受到攻击。
于是互相解除仇怨，订立誓约，各自加强戒备。
马续上奏朝廷，将屯田地区仍然迁回到湟中，羌人这才放心。
顺帝打算选立皇后，贵人中受到宠爱的共有四人，不知选定哪一位。
有人建议抽签，抽到谁，由神灵决定人选。
尚书仆射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联名上书进谏说：“我们看到诏书，陛下认为选立皇后是件大事，谦恭地不愿意自己决定，希望用抽签的方法，请求神灵决定。
可是，所有古书记载，以及祖宗前例，都未曾采取过这种方法。
依靠在神灵前祷告占卜，未必能得到贤良。即使得到，也不是根据衡量品德来选定的。
聪明智慧会形于外表，大贤大德一定与众不同。
最好的办法是，除了四位贵人外，再增选良家女儿，从其中物色品德最好的；品德一样好，物色年龄较大的；年龄一样大，挑选外貌美丽的。
稽查典籍，最后由陛下考虑决定。”
和帝母亲梁贵人的侄女，即乘氏侯梁商的女儿，被选进皇宫，封为贵人。
唯独她常被召唤侍奉顺帝，但她总是婉言推辞说：“阳刚应以广泛施舍为德，阴柔应以不专享有为义。
螽（zhong）斯（蝗类昆虫总称）所以子孙繁盛，就是这个缘故。希望陛下想到云雨之恩，应该大家均沾，使我得以免罪。”
因此，顺帝认为她最贤淑，封其为皇后。
皇后之父梁商，被赐为特进，位在三公之下，不久，又被任命为执金吾。
感思：太学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对儒学的态度。
明帝时期（永平年间）的太学，相较安帝，则是另一番景象：
明帝本人崇尚儒学，亲自讲经，太学人丁兴旺，匈奴贵族子弟也来入学。
若明帝地下有知，看到太学沦为菜园，樵夫牧童出入其间，恐怕会从坟里爬出来咆哮。
顺帝采纳翟酺建议，重修太学，算是把明帝以来的太学传统重新接续了一部分。
尊儒未必兴国，但轻儒废学，尤其放任太学这种国家最高学府上破败，至少说明这个皇帝缺乏对治国根本的敬畏和长远眼光。
东汉的太学，不只是培养儒生的学校，它还承担着几项现实功能：
官员后备库：太学生是官僚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
太学荒废，等于切断了相当一部分人才上升通道。
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的再生产：儒学在汉代不是普通学问，而是官方意识形态。
皇帝不重太学，等于对这套治国理念本身态度冷淡。
京师文教的门面：太学是首都的重要文化象征。太学变成菜园，牧童樵夫出入，不只是“学校破旧”，而是朝廷体面扫地。
所以翟酺上奏修缮太学，顺帝采纳，是在修复国家治理的一块基础设施。
安帝本人并非完全昏庸到什么都不做，但他在位期间，东汉政治已经出现明显下滑：
外戚、宦官势力开始深度介入朝政；
边疆问题频发，羌患、鲜卑、匈奴等压力不断；
内部吏治逐渐败坏；
皇帝本人对儒学、太学这种“慢功夫”不感兴趣。
不重儒学，不一定直接导致亡国，但它往往是一个信号：这个皇帝更关心眼前权力平衡，而不是长期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
顺帝重修太学，算是纠偏；但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大势，已经不是修几间校舍就能扭转的了。
马续把屯田从两河迁回湟中，看似只是换了个地方种田，实际上避免了一次可能一触即发的羌乱。
对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东汉朝廷来说，这种“不战而安边”的处理，比打一场胜仗更可贵。
韩皓把湟中屯田移到两河，目的可能是想更靠近西羌诸部，便于监视、压制，甚至逐步蚕食。但问题是：
屯田点逼近羌人核心区，羌人必然认为这是军事前推。屯田需要土地、水源，容易与羌人争夺生存资源。
羌人一旦觉得“朝廷要动手”，就会“互相解除仇怨，订立誓约，各自加强戒备”，这已经是准叛乱状态。
马续接任后，上奏把屯田迁回湟中，羌人“这才放心”。
这不是退让，而是主动拆除引信。
东汉在西北屯田，好处很明显：
就地解决军粮，减少从内地转运的压力；长期驻守，形成军事据点；逐步恢复交通、农业和行政控制。
但屯田如果推进过猛，就会变成“以屯逼羌”：羌人觉得土地被占；部落觉得生存受威胁；原本互相仇杀的羌人部落，反而会因为共同威胁而联合。
羌人一旦联合，东汉就要面对大规模羌乱。东汉中后期的羌乱，往往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耗费巨大，拖垮财政，也拖垮边防。
所以马续的调整，等于避免了“因屯田而引爆羌乱”的最坏局面。
但马续能避免一次羌乱，避免不了东汉整体衰落的趋势。
不过，正因为大趋势不好，这种“局部止损”才更显得难得。
顺帝立后在四位贵人之间犹疑不决，说明他没有一个明显偏爱到非立不可的人。
而四位贵人没有一位能逼使顺帝非立不可，也表明她们缺乏足够强的政治野心和运作能力。
梁皇后是后来增选入宫的，不是最初那四位受宠贵人之一。
梁皇后胜出，不只是因为美貌或家世，更因为她的“谦让”姿态符合当时对皇后“不专宠、广嗣续”的道德期待，让她在顺帝心中留下“最贤淑”的印象。
梁贵人上位的过程，不像单纯的“被动被选”，更像一盘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好棋。
梁贵人的“不争”，表面看，这是谦让、不专宠、不妒忌。
在选后这个节骨眼上，这种姿态极其高明：
她不是不争，而是用“不争”来争。
别人若争宠、争位，容易显得妒忌、狭隘；她反其道而行，表现得大度、贤淑，正好符合当时对皇后的道德要求。
她把自己放在“为陛下广嗣续”的位置上。
她说“云雨之恩应该大家均沾”，理由不是“我不配”，而是“为了子孙繁盛”。这就把个人退让，包装成了国家利益。
她让顺帝自己得出“最贤淑”的结论。
她没有直接说“立我”，而是让顺帝在对比中觉得：这些贵人里，只有她最不争、最贤、最像皇后。
“不表现野心”本身，有时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姿态。
那四位贵人如果都没有这种姿态，也没有其他运作，自然很难胜出。
说梁贵人上位从开始就透着算计，并不过分。只不过这种算计，不是张牙舞爪的争，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
立梁贵人，对顺帝来说，可能是最省事、最符合朝臣期待、也最不刺激其他势力的选择。
所以，梁皇后更像是“最合适的皇后”，而不是“顺帝最爱的女人”。
梁皇后父亲梁商被赐特进、任执金吾，梁氏外戚由此逐渐兴起，也为后来梁冀专权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