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前，应当是一九九八年吧，我还在读初二。一次班里调座位，我和他成了同位。他是一个很清秀的小男孩，很整洁，书包里总是放着一块叠的四四方方的抹布，以备每天擦桌子之用。他的话不多，可是和你混熟了以后却总能从上课说到下课，再从下课说到上课铃再度响起的时候。不晓得那个时侯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只是记得我很愿意低着头静静地听他说啊说啊，偶然我也会反驳他，或是和他一样也来点小小的冷幽默。周围的同学老是开玩笑的对我说，怎么你和你同位就那么多话要说啊？
记得那个时候自己的理科成绩很不好，而他在数理化方面却似乎有着惊人的悟性与天赋。只是在文科方面他不如我，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他都提不起丝毫的兴趣。我还记得有一次物理课老师在上面报分数：“（我的学号和他的学号是连在一起的）张颖58，张思皖85。”全班哄堂大笑，我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接下来是政治课，老师又开始报分：“张颖85，张思皖58.。”这下班里笑的更凶了。他也笑了，不晓得是苦笑还是什么笑。反正我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却有着小小的喜悦，说不清是为什么。
就这样每次考试，我们的排名基本上都是不相上下，只是谁都不会太靠前。我们那个班是重点初中里的重点班级，高手云集，大家都是你追我赶的，人情味似乎也很淡。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是容易自卑和孤独的，我就是如此。我不晓得他那时是何种感受，只是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每天下午放学我和他一起走出教室朝大门口走的时候，他总会笑嘻嘻的对我说：总算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啦。
晚上他有时会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般都是对作业题的答案，对完答案就在那儿不知道瞎聊些什么，反正总是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每次妈妈问我：是谁打电话过来？我总会挺自豪的回答；是我同位，我们对外语答案的。等待电话铃响起的时刻是最最快乐的时刻，心里总是怀着小小的期待：快点响起来吧，快点响起来吧。已经八点了，他怎么还不打给我呢？要不我打给他吧？不行，还是再等等吧。
从初二成为同桌到初三毕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是同桌。渐渐的熟识了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定了个“君子协定”，每天放完学抽一个小时的时间，前半个小时他给我讲物理化学，后半个小时我教他政治和作文。他总是会说一些很好玩的话，有时还会和我开玩笑。只是他和你说笑话的时候他自己倒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快中考了，有一次下课他很严肃的和我说，和你说个事，你发誓一定不要和别人说啊。我看着他那么认真的表情，也认真的点了点头。他把我拉到教室外面，见周围同学都在各忙各的，这才小声的说：你知道么，这次中考物理考试题是我舅舅出的，他和说最后一题是关于动滑轮的。”
我惊讶的连眼睛都瞪圆了：“真的啊？”“骗你做什么啊？你看，我连题都抄来了，一会到教室拿给你看。千万别和别人说啊。”“恩，我保证，谁也不说。就我们俩知道。”我一字一字很认真的说。他看着我那副虔诚的神情，再也忍不住了：“哈哈，你又被我骗了一次。不过要真是像我说的这样就好喽。我要是真有那样一个舅舅，你放心，我一定第一个和你说。”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只能长叹一声：“以后再也不相信你啦。”
中考我们发挥的都还不错，最终我们都以小扩招的形式进了六安一中。班级名单出来之后，我比找我自己的名字还起劲的找寻他的名字，心里想：要是还在一个班就好了。我正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忽然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他正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摇着头对我说：“别找啦，你在四班我在九班，以后没人帮你擦桌子整理书啦，看你怎么办。”“谁稀罕你帮我啊，以后再也没有人烦我啦。”我故作轻松的说，心里却觉得沉甸甸的，反正不是滋味，鼻子还有点酸酸的，有点想哭。我怕他看出来，连忙跑掉了。在那一刻我似乎觉得他还在那儿看了我好一会儿，可是性格里与生俱来的自卑和害羞却让我没有勇气回过头去。
高中三年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繁重的学习压力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一晃就到了高三，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必做的事情就是在月考的光荣榜上找寻他的名字——我渴望了解有关他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信息。一次我正眯着眼费力的将目光从一排排名单上划过，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不要找啦，你是四个文科班排名的第三十名，我都帮你找到啦。”我惊讶的望着说话的那个人，他还是那个语气，不紧不慢的，淡淡的微笑着。“我是八个理科班的第五十名。你看，我们俩还是不相上下啊。”我记得看到他的那一刹那，自己的心跳的很厉害，脸似乎在发烫，很红很红。“啊，你也在这里，你也在看光荣榜呢。”我不知道自己除了这一句大实话之外还能说点什么，于是只好冒出这么一句。其实我心里挺想问问他，现在的同位是哪个，和她的关系如何，恩，那个现在的同位，是不是他也得帮他擦桌子和整理书呢？我想和他开点小玩笑，或者再来点冷幽默逗逗他，就像他那个时侯逗我一样，就像初中时那样，可是又不晓得说什么好，脑子里木木的，于是索性就呆呆的站在那儿。
可是我们便是连这样偶遇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的。文科班和理科班本来就隔得很远，加之我们俩又都是那种喜欢下了课闷在教室里的学生，见面的可能就更少了。时间就那样不快不慢的过着，转眼就迎来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高考。看考场的时候我又见到了他。他笑着说：“好好考，要是考在了同一所大学，我保证还天天把你逗得团团转的。”“所以才不要和你再考一个学校啦。”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心里却在想着，所以一定要和你考同一个学校。
当年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年，二零零二年，他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我是从学校的金榜上看到他的名字的，而我则留在了高考补习班。我还记得那年不光是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转折，我的家乡也在进行着老城区改造。于是一些房子被拆了，一些新房子被建了起来。我有时在想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似乎也和这房子一样，拆了建，建了再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由于家里搬迁而换掉了电话，于是我们的联系似乎也就此中断了。其实联不联系又如何呢？那一年我每日都在想着如何考一个好的学校，我得缩小和他的差距，我不想自己永远都是当时那个样子。我多希望来年我能考入他的大学，能有一天在学校的小路上和他迎面而遇，然后装着不在意的样子轻描淡写的问一句：咦，你也在这里啊？
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很普通的本科院校——南阳师范学院。唯一让我欢喜的是我选择了中文系，那也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正是在那里我找到了那个通向天堂的大门——图书馆是我大学四年最爱去的地方。清晨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图书馆门前的百合花很美，它们就那样静静地开放着，不疯不闹，也无鲜艳的颜色，仿佛它们开放着，也就是开放着，全无一点别的意思。我那时的心情似乎也如这静静开放的百合花一样，心无杂念，我只想让自己的心沉下来，沉到书里，现实中做不成的梦，我愿意在书里去做。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从书里读到了曹文轩，那个固执的沉浸在自己那个水土世界里的，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坦然和随意的人。《红瓦》让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久违的初中时代，文中的许多经历我也有过，譬如小林冰和陶卉之间那种“心灵的契约”，譬如小林冰听说要和陶卉演小两口了那种又喜又忧的心境，譬如小林冰又想见陶卉又怕见陶卉的那种欲说还休的矛盾而甜蜜的情感，我都理解，也都懂得。我觉得自己能够完全理解曹文轩，我理解他是因为我渐渐的喜欢上了他，那个在我心里像月亮一样美好，然而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他也是我心里的一个梦。我想象着有一天，也许是隔了几十年之后，当一切都渐渐的淡去的时候，我也会像他那样，来写我很多年前的一个梦——我的初中，我的同位，我的大学。
正是凭了这份心境我考上了研究生。我不晓得这是否是我的初衷，也许从上大学的那一天起考研就成了我心底的一个梦，我渴望完美，渴望能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出一点不平凡的东西，当然更渴望有一天能缩小同他的差距。我不晓得自己这份心态是否正确，是否有一天它会让我作茧自缚，欲罢不能，但事实就是这样。至少现在，我得感谢这份心态。
接下来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来到了杭州，这个有着美丽的西湖的城市——初中时代我和他经常幻想着能有一天去西湖游泳。这是他说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只是当我独自一人在西湖散步的时候，凉风轻轻的吹着，如同他曾对我说的那些玩笑话，吹过了也就吹过了，一切都变得淡而又淡，但却又有着挥之不去的痕迹。
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在我脑海中的影子也在慢慢的淡去，淡的不留一点痕迹，我以为我会慢慢的忘了他，慢慢的告别我曾有过的青涩的时代，直到那天从同学口中得到他的消息，我感到那一刻我的心在发抖，脸红的厉害，任凭我百般的掩饰都无济于事。我故作轻松的问：“他，现在还好么？”可是声音似乎在发颤。也许一切都还在原处，也许什么都不曾改变，包括我此刻的心境。
“他还好，他就在六安呢，要不我们约他出来吧，大家聚聚，叙叙旧。”同学说。“也好，只是——等过年再说吧。”
是啊，八九年了吧，从坐同位到现在——可不是有快十年了么。见了面，说什么呢？说这些年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说这些年他一直被我深藏在心底，或者共同缅怀和追忆我们一同走过的初中时代？或者我们聊现在的就业形势，聊我们的近况，问一问他现在可有了一个他得一辈子帮她擦桌子的人？似乎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一切都应当是尽在不言中的，我能够读懂他的眼睛，那时是，现在也是。
此时此刻，当我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他，又在做什么呢？今年的就业形势足以让每一个大学生头疼，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我的心里依旧装着大学时的那个梦，有一天，将我的文学梦续下去，将这一切写下来，足矣。那么，他的梦是什么呢？我不晓得，也许此刻的他也不晓得。对于未来，我们都是迷茫的。
但有一点，有梦就会有希望，有梦就会使我们本来平凡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平凡。而在文学的殿堂里，正是梦开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