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熊孩子六岁了。
在他的反复纠缠下，给他买了两条小鱼儿，配了个鱼缸。
从此以后，熊孩子把喂鱼当成头等大事。
他喂鱼很讲究，追求绝对公平：任何一条鱼都不能多吃，否则就会惩罚它。
但鱼儿不听他这一套，只要见着鱼食，就把嘴张成O形猛吞，弄得他无法计量。
于是，他改变策略，每次固定数出六粒鱼食投进水里，硬性规定每条鱼只能吃3粒。
如果谁多吃，抢吃，他就用小手把它捞起来，晾在手心悉心教训。
“你不讲理，抢吃别人的，应该受惩罚。”
“贪吃鬼，再这样我揍你。”
……
凡是贪吃的鱼他都把它放在地上。
于是，我每次都看到这样的场景：
鱼儿在地上痛苦地扭摆着身体，张着小嘴乞讨空气，双眼无力又惊恐地瞪着。
与此同时，熊孩子眼中却充满愤怒，小嘴不停数落鱼的罪过，甚至用小鱼网拍打鱼儿，脸上的表情显得异常笃定。
此时，肥嘟嘟的熊孩子就像上帝主宰着鱼儿的生死。
“上帝”不会因为鱼儿可怜放弃原则，直到他认为它已受到应有的惩罚，才将它放回鱼缸里。
可鱼儿被赦免后，并未吸取教训，仍然一见到鱼食就猛扑上去。
于是，“上帝之手”再次伸入水中去追逐那条贪吃的鱼儿。
那鱼儿自然亡命逃逸，可鱼缸横竖不足一尺，“上帝之手”无处不在，它除了在“上帝”指掌下拼命挣扎，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
没几个回合，它再次被“上帝之手”抓住，摔在硬梆梆的地板上。
如此循环数次，那条鱼儿明显不复先前之勇，变得萎靡不振。即使把鱼食投到它嘴边，它也不再张口。
不久，它的身体失去平衡，斜悬在水中。
随后腹底朝天，浮上水面，于静默中死去。
而剩下那条鱼也随之变得落落寡欢，长期蛰伏水底。
不知为何，在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我35年前一桩旧事，觉得我们全家那时就像这条鱼，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折磨，摔打。
-2-
1982年，立夏，一个小雨霏霏的日子。
在武陵山区一个雾气缭绕的小村庄里，到处都是农忙的气息。
坝子上，山脚下，竹林边……所有能看见水田的地方都有村民在插秧。
在委蛇的田埂上也有挑着秧苗行走的挑夫。
那时，父亲在二百里外的工厂上班，母亲已有十月身孕，随时可能分娩，既弯不了腰，也下不了田。
可是插秧是农村人的大计，迟一天出苗就晚一天，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所以，只能请人帮忙。
那时，请人帮忙不像现在——开口闭口都是钱，都是彼此换工。
我们村里把换工称为“换活路”，也就是今天你帮我家干活，明天我帮你家干活。
不过，大家虽不谈钱，当天的伙食却有一定要讲究。
早上要搓大汤圆，要在半个拳头大的糯米团里塞上花生米和糖，或者包上青菜、豆腐干和肉丁。
中午要有酒有肉，菜式要比平时丰富。
以免遭人诟病，以后不好请人。
为此，母亲不得不请婶娘来帮厨。
但这样人手仍然不够，仍然要她跑前跑后。
差柴禾了，她就要举着柴刀到天井里劈柴。
火快灭了，她就要后仰着身子坐到灶孔边架柴吹火。
锅烧红了，她就要一手扶着腰，一手拎起锅铲炒菜
……
就在她将一锅炒好的菜装进搪瓷盘时，她突然感到肚子痛得厉害。
于是，她放下锅铲，扶着墙走进里屋，躺到床头。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用力喊叫。
那种声音比锅铲在铁锅里划过更让人难受。
弟弟因此吓得面无人色，屁颠颠跑到外面去。
我也吓住了，不明白什么事能让坚强的母亲这样痛苦。
但我并没有跑掉，只是局促不安地站在屋里，不知如何分担母亲的痛苦。
隔壁的伯娘走进里屋安慰母亲，母亲却依然喊个不停。
于是，伯娘喊我去村里请医生。
外婆却叫住我，用力抓住母亲的手说：“不怕不怕，使使劲就生下来了。”
外婆的话像有某种魔力，一句话就让母亲的喊声小了很多。
但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开始大喊，且变本加厉比先前叫得更厉害，连嗓子都喊嘶了，把在门外悠闲踱步的鸡子都吓得咯咯飞逃。
外婆皱起苍老的眉头，好像母亲的痛苦传到了她脸上。
我做好了准备，只要外婆一声令下就飞奔出去请医生。
但外婆看都没看我一眼，倒了杯水放在母亲嘴边，说万一痛就喊吧，再喊两声孩子就生下来了。
母亲咕嘟嘟喝了两口水，润了润嘶哑的喉咙，继续吼叫。
水使她的吼声圆润了一些，但音质更加锋利，如在砂石上磨过的刀刃，割得人耳朵疼。
后屋猪圈的猪本来一直在哼哼，这时却突然安静下来，生怕危险逼近。
外婆用毛巾擦掉母亲额头的汗，说：“不怕，继续喊，再鼓鼓劲就可以了。”
伯娘却忧心忡忡地说：“这怎么得了啊，要不煮两个鸡蛋在肚皮上滚滚看？”
外婆说：“来不及。”却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让伯娘赶快去煮。
可伯娘的脚刚一迈出门，一个婴儿的哭声就从里屋传来。
呜哇——
呜哇——
婴儿的哭声非常响亮，让整座院子瞬间变得稚嫩而充满活力。
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妹妹。
妹妹出生后，家里有段时间总有红糖煮鸡蛋吃。
每次母亲吃不完都喊我弟弟吃。
我弟弟无论在哪里玩耍，一听说吃甜鸡蛋，马上撒脚丫子往回跑，好像屁股后有狗子撵。
有一回他吃厌了，我抓起半个塞进嘴里，马上觉得一股腥味冲上鼻了，张口吐出来。
我因此开始讨厌家里飘着这种味道，觉得那种味道像鸡屎——太腥。
所以，我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屋外玩。
太阳出来的时候，母亲喜欢把妹妹放在摇窝里，放在太阳下，让我看着周围的鸡子，不要让它们啄她。
如果有狗子在屋檐下刨虱子，母亲会叮嘱我把它赶走，免得虱子跳进摇窝里。
如果看见外村来的野狗，母亲就会给我一根棍子，守在妹妹身边。
她说，那种狗子最喜欢咬小孩，最易传染狂犬病。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妹妹皱巴巴的脸，粘在头皮上的头发，觉得她有点像个小老头儿，不由地皱起眉头，直替她难受。
但没过多久，妹妹的脸就长圆了，下巴还变成了两层。
她好像很讨厌我，每次看到我都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抓我的鼻子。
我当然不会让她抓到，一反手捏住她的小手，往她手心塞只蚂蚁。
本以为她会吓哭，她却笨拙地把蚂蚁捏得粉碎。
我不服气，在鸡子抓过的烂泥里拉出一条蚯蚓缠住她的胖手指。
她却仍然不怕，双手一叫劲把蚯蚓扯作两段，还咯咯咯地傻笑。
弟弟说：“这怎么吓得到她？看我的。”从草丛里抓来只蚱蜢塞她手上。
但他手一松，蚱蜢就跳到对面草垛上去了，也没把她吓倒。
我说：“她太小了，不会怕。”
弟弟说：“不可能，她肯定会怕。”转身去田埂上抓来只蚂蟥放她手上。
蚂蟥在她掌心恶心的蠕动，爬出一道水迹。
她却依然没有任何畏惧，抬手就往口里送。
我听说蚂蟥会吸血，会把人的肚皮钻破，连忙伸手阻拦，却看见一只枯干皱巴的手抢在我前面夺走蚂蟥扔在地上，一脚踩成了烂泥。
我顺着那只枯干的手往上看，看见外婆那张怒气冲冲的脸。
她用跟母亲相似的尖声音质问我：“蚂蟥怎么能给妹妹吃？”
一甩手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
“不是我搞的。”我捂着脸说。
“不是你搞的谁搞的？”
“是他。”我手指弟弟，却发现他站立的地方没有人，四下相看，发现他已屁颠颠跑到牛圈那边。
外婆知道这事是弟弟干的，却仍然以他还小为由，在我屁股上搧了两巴掌。
我恨外婆迁就弟弟，偏袒妹妹，对我不公，故意气她，说她不是我们家的人，让她滚回去。
外婆很生气，向母亲投诉。
我的眼角扫到母亲的脸僵如铁块，知道她想揍我，连忙离她远远的。
-3-
山村八月，稻谷全归了仓。
原本谷浪滚滚的水田只剩下一排排镰刀割过的稻谷桩，被牛儿拉着犁铧一绺绺翻到地下，露出肥厚的黑灰色稀泥巴。
那天早上，白霜降临在坝上，把牛鼻子喷出的热气凝成白雾，旋转在蜿蜒的田埂上。
成月姐跑来敲我家的门，说乡里派人来抓我母亲了，让我母亲赶快躲起来。
理由是母亲超生，违犯了计划生育。——过去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鼓励生育，超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我母亲惊惊慌慌地锁上门，把我和弟妹送到隔壁伯娘家，把钥匙放伯娘手上，急匆匆消失在院子尽头的小路上。
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七八个陌生人闯进院子。
那些人内穿白衬衣，外穿一整套蓝色卡其布工作服，衣服上面两个兜，下面两个兜，有两个比较年长的左上衣袋还插着两只钢笔，一看就是乡里的工作同志。
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一米多长、腕口来粗的木棒，显得与他们的气质很不协调，让人费解。
他们当中一个年纪稍小的人，举手摸了摸我家门上那把弹子锁，向伯娘问我母亲的下落。
伯娘端起屋檐下的撮箕，站直身体，面色如常地说：“找不到嘛，一两天都没看到，估计回娘家了。”
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就让伯娘转告我母亲，说如果不去结扎，他们就派人来把我屋里的瓦片揭了，把猪没收了。
我当时站在伯娘身边，听见他这样说，觉得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就盯着他看，想记住他的脸，回头告诉母亲。
那个人说完那番话，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以为他要问我母亲的下落，心里一直不停打鼓，琢磨要不要跟他撒谎。
但他看了我几秒，就把目光收回去，望向他其他人，招呼他们往河对面的朱家院子走去。
我和伯娘尾随他们走到院子外的柳树下，目送他们走到对面的河岸上。
伯娘这时开始叮嘱我，说这些人是乡里的棒棒队，是专门负责抓人的。说前两天有个人还被他们打了，房顶都被他们掀了，教我不要跟他们说母亲的去向。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很危险，开始担心母亲的安全，怕她被棒棒队抓住，挨他们的打。
其实，母亲走的那条小路，我曾经跟她一起去赶集走过。
那条小路通往后山,山的另一面是一马平川的稻田，稻田尽头是一座小山，山脚下是一条笔直的河流。溯河而上能走到外婆家，也能到镇上坐车，翻过数十座高山去父亲的工厂。
如果母亲像平常挑担子那样，后脚赶着前脚，一点不歇气，很快就能越过山脊，走到那条河岸上。
那样她就会有很多选择，不会被棒棒队抓到。
但我仍然担心棒棒队去后山追赶母亲，想去后山告诉她走快点。
不过，我很快打消了这种念头。
因为这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武陵山区就是这样，只要进入腊月，随时都可能下雪。
这时天色已经很暗了，远处的山脉变得影影绰绰，园子里的竹林也只看得出一个轮廓，坝上的水田看不到一丝光亮，漆黑如墨。
碰上如此糟糕的天气，我很自然就想起外婆对我的恐吓。
她曾经无数次告诉我：山上有豺狗，到处找小孩，专掏小孩的心脏；山上还有很多飘着磷火的坟墓，有很多孤魂野鬼，会扑到火焰比较低的小孩身上，把小孩变成鬼娃，让我天黑以后绝对不要上山。
所以，我去后山的念头自然而然到此戛然而止。
但与此同时，我对母亲的担心却变得越来越强烈。
-4-
伯娘把油灯点燃，往火坑里丢了几根干柴，用吹火筒将火堆吹出摇曳的火焰，拿出针线来借着火光缝补。
她每缝几针，就把针头放在头皮上磨一下，好像这样能使针头更锋利。
我看着看着就想起了母亲给我们缝补衣裳的样子，更怕她在山上被豺狗吃掉，被恶鬼吃掉，怕再没人给我们缝衣裳。
我站起起身来，找伯娘要手电筒。
伯娘头也不抬头地走着针，说：“你搞么子？我屋滴没有手电筒。”
我说：“那你给我点个火把。”
伯娘继续眯着满是皱纹的眼睛走针，没好声气地说：“外头漆墨卵子黑的，你去搞么子嘛？”
我说：“我要去找我妈。”
伯娘向火坑里吐了一口唾沫，说：“你一个细娃儿家去找么子妈哟？当心豺狗。”
我说：“伯娘你跟我一起去。”
伯娘说：“后头山上无大八大，你叫我到哪滴去找你妈嘛？”
我拽伯娘的手说：“走，伯娘。”
伯娘放下手里的针线，“你啷个嫩们（这么）犟，说哒外头漆墨卵子黑的都嘛。”
我继续拽她的手，却听见妹妹在哭，只好暂且松手，对妹妹说：“你莫哭，妈都没得哒，你哭么子哭？”
妹妹把手伸过来要我抱。
我正烦躁不安，哪有心思理她，准备赏她一巴掌。
但我一想，她太可怜了，这么小就没妈了，就没打她，从兜里掏出半个脏兮兮的苞谷粑粑塞到她手上。
母亲曾说，妹妹哭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尿片子屙湿了，要么是肚子饿了。
我想，现在这么晚了，妹妹一定是饿了，所以就把藏在身上的半个苞谷粑粑给她，希望她不要再哭。
这一招果然奏效。她一拿到苞谷粑粑，马上一个急刹车停止哭泣，把冰冷的苞谷粑粑塞进嘴里猛咬。
但她的牙齿实在不敢恭维，只长了两颗，上面一颗，下面一颗，偏偏又没凑成对，错得远远的，完全无法切碎食物。
她只能用两排嫩黄的牙床去磨，磨得满脸是黄白坚硬的苞谷粒。
我只好把她手里的粑粑拿过来，掰成碎末塞进她嘴里。
她和着口水咕嘟嘟直往下咽，那馋相好像她有一个星期没吃过东西。
她吞了几口又呀呀地哭起来。
我知道她那时还没断奶，肯定觉得苞谷粑粑不对味口想吃奶，就跟她说：“你莫哭了，你再哭妈也听不到，所以你还是莫哭了。”
她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继续流着清鼻涕干嚎。
我只好继续劝她：“你哭有么子用？就算妈听到了也不会回来给你喂奶。她还要对付山上的豺狗，坟地里的鬼，哪有空管你？所以，你还是莫哭了，哭也没有用。”
她却继续吹着鼻涕泡泡噫噫干哭，好像没长耳朵。
我只好用更费力的方法来哄她，用脚踹她的摇窝，有节奏地把她摇来晃去，让她像坐在水面的船上。
不知道她是哭累了，还是被我摇晕了，她的眼皮开始打架，嘴巴虽还瘪着却不再发声，然后她就挂着两行泪痕睡着了。
火坑里的柴禾这时已烧成红炭，已没了火苗，却依然烤得我双腿发烫。
我摸了摸腿，伸了个懒腰，坚持一阵，渐渐感觉昏昏沉沉，浑身绵软，伏在摇窝边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我们三兄妹都躺在自家的床上。
我以为母亲回来了，喊了两声，却依然没听见人回答。
-5-
一整个星期我都没有看到母亲。
但是父亲从厂里回来了，乡里计生办的人也来了，都围坐在我家的火炉边。
计生办的刘主任——就是上衣袋插钢笔的那个人，给父亲提了两个要求：
一是要求母亲马上去乡卫生院结扎；
二是要求父亲接受罚款。
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不给妹妹上户口，把我家的年猪拉走。
父亲听了他的话很生气，说她本来就不想要女儿，母亲偏偏生个女儿，要把女儿丢进粪坑，权当他没生过。这样他们谁都不用找他要罚款。
刘主任听了，语气跟先前差不多，脸色却变得异常凝重。
他说父亲的态度有问题，要整材料上报县里，取消他的工人资格，让他回家修地球——务农。
那个时代做工人被认为是吃皇粮，地位比较高。
父亲虽在工厂当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却到底觉得比在农村好，听刘主任这样说，便缓和语气表示愿意接受罚款。
但双方随之在罚款数额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刘主任斩钉截铁地说：“罚款六百，限一星期交齐。”
父亲难为情地说：“六百拿不出，一两百块钱没得问题。”
刘主任把目光转向身边一个身材壮实的女同志，说：“那你这态度还是有问题。你还是不愿配合。”
父亲叹了口气，端起茶壶给每个人添了一回开水，又递了一圈烟，说他很支持乡里的政策，愿意配合，就是这个价格他实在无法承受。
他说：“如果生的是个男娃儿，让我出五百，我不得说半个不字。但问题是现在生的是个女娃儿，我本来都不想要，你们偏偏开这么高的价，我真的是有些难以接受。”
坐在刘主任身边的那个壮实的女同志语气强硬地说：“这个事情由不得你。你不接受也要接受。既然是罚款，肯定要罚狠点，要不然对其他人起么子作用？”
刘主任的语气仍然像先前一样平和，仍然跟父亲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你也晓得，我们也是端了这个碗，要服人管。给你的罚款数额是上级的指示，不是我们随口喊出来的。”
父亲说：“你们来罚款当然是要按照政策，但这个数额着实……有些让人吃不消。”
刘主任沉思了一会，说：“那这样，你各人说罚多少钱？”
父亲伸出一根指头，“一百块钱的话……我比较能承受。”
计生办所有人嗤的一笑，“一百块钱？！你也好意思说出口？还不如我们直接把猪儿拉起走。”
父亲沉默一阵，伸出两根指头，“两百嘛，两百可以了吧？这个价不低嘛？”
刘主任嘿嘿地笑出声，说：“同志，你要搞清楚，我们这是罚款，不是菜市场买菜，两百块钱啷个（怎么）说得过去？”
父亲缓缓地摇头，“你们确实要考虑一哈，价格高了……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刘主任抽出左上衣袋的钢笔，把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摊在手掌写了几个字，又把笔筒套上插回原来的衣袋里。
“这样吧，时间不早了，就不磨了。我们还要到对门院子上去。一口价，五百。少这一百我们帮你跟上级去反应，你看行不行？要不然我们就只能整个材料往上报。”
在那个年代，五百块钱着实不算小数目，很多家庭全年的收入也只千把块。
父亲听到这个数字，脸上依然像先前那样露出吃惊的样子，仍然温和地跟他们杀价。
……
双方就价格唇枪舌箭，一直讨论到四野黢黑，万物无声。
当时，外婆还活着，就坐在我家门口。
她把妹妹放在膝头上坐着，将弟弟搂在胸前。
我就站在距离外婆两米远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在一种万般压抑的气氛里看着父亲与计生办的人，像赶集买卖牲口那样讨价还价。
许多年后想起这一幕，我依然感觉脊背生凉，依然觉得苦难的母亲、幼小的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在那一天夜里被他们的谈话稀释得一文不值，依然感受到一种莫大的耻辱侵袭着我的灵魂。
当我看见那条小鱼儿被熊孩子以公平的名义摔在地上，惊慌的挣扎，吃力的呼吸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痛苦，觉得自己就是那条无助的鱼儿，时刻被一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操控着，在命运的大海上颠簸，在无常的世事里惊慌失措，却无计摆脱。
（人生几何？买一斤下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