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难得的，是稳定，不管多好的事，一旦动静闹大了，就不再是好事。

然而纵观古今，有大变革的国家往往已处于不得不变的窘境之中，客观条件好的，如秦孝公时期的秦国，面临着多国争霸的挑战，有可预见的大危机；而客观条件不好的，如1861年的清国，已是遭逢大变，内忧外患，有亡国的风险。不过，危机同样意味着机遇，成功的变革将是未来数十上百年盛世的开端。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尽管国内、外问题重重，实际上其手中仍有颇多筹码。但从志平四年（即1067年）神宗准备、布局开始，至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去世结束，王安石变法近二十年间跌跌撞撞，有功也有过，最终不曾达成其理想效果，后世亦褒贬不一。

古之圣贤，以为文章千古事，一支笔，可指导天下苍生。心向往之而难望其项背，只能浅谈些许启示，自娱自乐。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庆历二年（即1042年），六一居士还未沉醉山水，仍高居庙堂；卫戍西北的范希文正磨刀霍霍，力促新政；双亲故去的悲痛困扰着司马君实；而西蜀东坡先生还在换牙、识字。这一年，年仅21岁的王安石横空出世，登进士榜第四名。没人能预料到，那个赴任淮南的年轻身影，在往后数十年中，会走出一条气壮山河的传奇之路。

如果说21岁前的王安石，是“别人家的孩子”，那21岁后的王安石，是“别人家的孩子”都羡慕嫉妒恨的对象。事实上，王安石与大多励志故事完全不同，其前半生如乘长风破万里浪，顺理成章横压同年，至熙宁二年（即1069年），成一代领袖，正式扛起变法大旗。

王安石的思想基础很早就已成型。王安石出身世家，其父曾任江宁通判（类似于今书记一职），景祐四年（即1037年）时带王安石入京求学，与欧阳修等是好友。王安石后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推行疑经变古之学风，又发展中国古代辩证法，不无年少时受家学及众多名家文学、思想的影响。而王安石年少得志的经历更使其思想具有几分大器天下之豪气与鉴古虑今之深远，为其哲学思想体系自成一家打下了基础，亦为他将来大刀阔斧变法做了铺垫。

在王安石政治成长过程中，庆历新政已为变法探路并奠定了理论基础。庆历三年（即1043年），正挽起袖子和西北壮汉（西夏）刚正面的范仲淹、韩琦，以及刚给东北猛男（契丹）赔钱赔笑脸的富弼，终于被仁宗委以重任，输了战阵赢了政治，在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四大嘴炮，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庆历新政各项法令就不一一赘述。其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改良政府机构组成，旨在摆脱冗员的同时，选拔优秀人才；二是搞经济修武备，通过发展农业与减轻税赋富国，恢复府兵制强军；三是厉行法治。可以说，庆历新政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还留下了宝贵经验，使一些改革中的问题、弊端显现出来，也明确了改革的阻力。同时，庆历新政虽草草失败，但却也给宋朝皇室及士大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王朝的压力。

王安石政绩显赫，颇有名望，深受北宋士大夫群体推崇。25岁时，卸任淮南节度判官的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出任鄞县知县。事实上，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中国政治对官员主政地方的资历都极为看重。而在北宋，士大夫群体地位尊崇，地方主政文官实权极重，正可大展身手。受父、兄影响（均有丰富基层主政经历），王安石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地方主政。因年少得志，又颇有背景，王安石任知县时政治手腕强硬，锐意进取，敢于做事。四年间，其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皇祐三年（即1051年），任舒州通判（类似于今书记一职）。任职期间，颇有政绩，而其治理风格也使其受到时任宰相的文彦博赏识，本欲越级提拔，王安石拒绝。后其父好友欧阳修多次举荐，王安石不久出任常州知州，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即1058年）后，王安石思想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其策论、文学作品吸引众多文人，而他多次拒绝朝廷委任的馆阁之职，反而令其在士大夫群体中声望更高。后王安石受命与人同修《起居注》，更被朝中士大夫引为盛事。至嘉祐八年（即1063年），王安石以服母丧为由，拒绝入朝，于江宁韬光养晦。志平四年（即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终于等来了他要等的人。同年，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旋即改任翰林学子兼侍讲，入京。至此，王安石领袖气象已成，蛟龙入海起风云。

算透了理法，没能算透人心

北宋王安石时期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其实历代也就这三个问题）：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军队不能打；国家缺钱。而由此由衍生出其他问题，如国家缺钱后就加重税赋，进一步刺激各地“好汉”的情绪。

但熙宁二年（即1069年）变法开始时，王安石赢面是很大的。思想体系自成一家使王安石异常坚定，主政基层的经历让他充分了解基层问题，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前人经验，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声望与神宗的信任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多年仕途练就了其丰富的政治手段，宋王朝虽有种种问题却仍底蕴深厚。

王相公理论基础倒是很扎实，其颁布的法令融入了他前半生的所有思想、经验，可谓算透了理法。

政府机构方面，整顿太学，于熙宁四年（即1071年）改革科举制度，要求惟才用人。

太学三舍法，即按水平分出上中下三班，太学成绩优异者可不过科举直接为官（保…保送？！），并设立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

改革科举制度，即废除明经科，增加法科，而进士科考试则以经义与策论为主。

经济方面，于熙宁二年（即1069年）出台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于熙宁三年（即1070年）出台募役法，于熙宁四年（即1071年）出台方田均税法，于熙宁五年（即1072年）出台市易法。

青苗法，即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贷款、贷粮给人民，随夏秋两税归还。

农田水利法，即令由当地住户按贫富水平出资兴建水利，过程中可向州县贷款。

均输法，即设立发运使，据生产情况与政府需求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运输。

募役法，即由政府雇人承担差役，不愿服役则按贫富水平缴纳免役钱。

方田均税法，即令全国清丈土地，并判定土质好坏，据此征收田赋。

市易法，即设立专门的市易所，收购滞销物资，市场短缺时卖出以稳定物价。

军事方面，颁布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保甲法，即十户为一保，一户中有两丁以上则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进行军事训练。

裁兵法，即士兵五十岁必须退役，军事测试，禁军中不合格的改厢军，厢军中不合格的改回民籍。

将兵法，即废除更戍法，在驻军各单位中设置将与副将各一人，负责军队训练。

保马法，即改政府养马为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可免除部分税务。

军器监法，即由专人督造军器，严格管理。

以上诛条法令，称不上尽善尽美，但也颇有可行之处，若操作的好，未尝不能为宋王朝打开一条出路。不过，王安石算透了法理，却没算透人心。

其一，没算透对手。

如果说明面上的对手是显而易见的，王安石该也早做好了准备，应对一系列大贵族、大地主，那么实际上后来真正令王安石头疼的对手，则是他始料未及的。

曾极欣赏王安石的宰相文彦博。

北宋名臣司马光。

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

庆历新政中流砥柱韩琦、欧阳修。

以正直著称的宰辅吕梅。

千古文豪苏东坡……

与大贵族、大地主是利益之争，与司马光等是政见之争。利益之争可以妥协、让步，政见之争只有你死我活。王安石与司马光年轻时本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后来却老死不相往来；文彦博、欧阳修等前辈本与王安石私交甚厚，后来却对王安石变法坚决反对。保守派对变法的反对程度， 恐怕远超王安石想象，这也使得真正施行变法遭遇巨大的阻力，变法进程大大延缓，朝堂内耗极其严重，并最终将变法拖入深渊。

其二，没算透自己人。

王安石与保守派之争不论结果如何，其过程体现出的是北宋士大夫群体坚守本心、家国己任的风采；而变法派内部的纷争，显现出的则是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进程中司空见惯的政客嘴脸。

熙宁七年（即1074年），王安石首次罢相，属神宗迫于无奈之举，对王安石仍十分信任，因此罢相后王安石进行了“完善”的布局，即推举小弟吕惠卿与韩绛进入中央，坚持其制定的新法。尴尬的是吕惠卿一朝得势，想翻身做老大，便办郑侠案件构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以李士宁案件攻击王安石。一年后，王安石再次拜相，曾经的变法二号人物吕惠卿，被一脚踢出中枢，出任陈州知州。

诸如此类的变法派内耗不可胜数，变法的实际推行力量由此大减。且变法派中除王安石外，如蔡京、曾布、吕嘉问、蔡卞等，品行一向被人诟病，不讲修持己身，唯利是图。王安石恐怕没想到，这类人物不当权尚规规矩矩，一旦当权，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政治倾轧等手段便屡见不鲜。四分五裂的变法派，自然难以成事。

其三，没算透老大。

毫无疑问，神宗才是变法的核心人物。变法初期，王安石获神宗信任，如鱼得水；而随着变法起伏跌宕，众多保守派势力反对，加之宋皇室重要人物如高太后等的打压，神宗对王安石或许情分不减，但对变法其实已越发不坚定。王安石二次拜相后，神宗已是“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如同变法这等惊天动地的大动作，最忌忧郁不定，神宗在变法遇挫后逐渐的态度转变，亦成为王安石变法途中的一大阻碍。

其四，没算透执行人。

理论上可行的法令，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问题，而作为改革家，则快速推行法令后，根据出现的种种问题作出应对。遗憾的是，王安石或许是没有想到地方执行官员会出现问题，或许是他不认为这些是问题，又或许为了政治对抗不能让步，须坚持法令本身，总之，在基层新法问题显现后，王安石并未能施行合理有效的措施，以致矛盾不断激化。如青苗法，本意是确保贫困农户有粮可种，免除其受民间高利贷的盘剥，结果推行下去后变为强制借贷。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或许相对民间高利贷较低，但强制借贷却成为贫民的负担。新法执行过程中显现出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坚定了反对派，动摇了领导层，为变法造成不利影响。

变法，不是闹着玩的

窃以为，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归根于“三不够”。

不够快。

本文开篇即传递了一个观点：国家最重稳定，动静闹大了，好事也成了坏事。因此，国欲图强，上策是抓大放小，徐徐发展，于国力积累过程中一步步修正显现出的弊端；变法此举，波及面光，太过激烈，难以全盘把控，稍不注意就是万劫不复，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启。

而一旦决定进行变法，就宜快不宜慢，当一鼓作气，使可能因变法而引起的动荡时间缩到最短，尽可能减少内耗。可惜的是，王安石变法，一年数令，拖拖沓沓。

变法无疑站在既得利益阶层的对立面，快刀斩乱麻可使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降至最小。快速推行的变法，不仅可以在反对者磨合集成大型势力前完成更多步骤，更是对反对者的一种震慑，对改革者的一种鼓舞。若走一步看一步，反对者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变法不仅面临更大阻碍，更会将政治对抗拖入相持阶段，将变法陷进泥潭。

变法同样对基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快刀斩乱麻有助于稳定社会，安抚民心，并加快变法成效显现。中央变法，社会动荡与民心浮动是必然现象，一步到位不拖泥带水可充分彰显政府的控制力，促使百姓变法后直接去适应新法令。若变法过程延长，社会长时期笼罩在一种纷乱的氛围中，对未知的恐惧与对改变的排斥将不断在人心中放大，逐渐衍生出不该有的想法，使变法前途难明。

快刀斩乱麻对改革阵营也意义重大。推行变法，决策层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只有迅速施行并显现成效才能坚定决策层的信心。而改革执行者同样需要鼓舞，一些投机取巧者更需要震慑。一旦改革滞缓，改革阵营信心受挫，支持者减少，矛盾向内部转嫁，变法就凶多吉少。

不够狠。

变法，是对旧法的完全否定，是社会权益的重新洗牌，是踩着一些人、一些理念去构造新的体系，是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不见血的变法，就是个笑话。王安石变法期间，韩维以开封府有百姓自断手腕逃避保甲攻击变法，神宗大为震动……实在可笑。商君变法，暴秦恶名留传两千余年，却成就了秦时明月万里雄关。俾斯麦改革，铁血之称闻于四海，却锻造了威震欧亚的不朽铁十字。

要对政治对手狠。或许是政治氛围的缘故，北宋士大夫之间的党政虽时有发生，但手段都相对温和。而王安石变法时，也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只以贬谪、打压为手段，不曾下狠手。在古代士大夫眼中，北宋这种政见不同的温和斗争是具有文人风采的。但在政治圈子里，没有个人风采、法理道德，只有团体利益高于一切；而对作为当朝首辅、变法核心的王安石来说，改革派团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可以看到，下手不够狠使得在改革刚开始的黄金时期，保守派力量未大幅度削弱，并时时形成阻碍，延滞变法进程，后来甚至使王安石两度罢相，成为变法失败的一大原因。

对基层人民“不够狠”。前段时间英语考试听力部分，Jonas Eliasson先生对于治理交通拥堵的演讲给了我很大启发。对于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总是抱有潜意识的排斥，然而事实上，人们每天都会做出新的决定，会根据他们所处的世界进行微调，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在Jonas家乡，为治理交通拥堵，他们在拥堵路段收取2欧的过路费。一开始时，民调显示有高达百分之七十的反对者，且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一年后支持率开始不断攀升，而到最后有超过半数的人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们是一开始就支持的（滑稽）。所以说，实行一项改革时，所需要考虑的不是人们如何去适应，而是把握正确的方向；如果做得对，人们就会接受这种变化，如果做得好，人们就会支持这种变化。变法，相较于普通的改革，规模更庞大，波及面更广，人们本能的排斥也更强，所以在推行变法时，需要有强制措施，督促人们去适应，而非让他们觉得可以抵抗。王安石变法执行中，基层政府不给力，各地“好汉”想法多，一步步拖垮变法。

对自己人不够狠。王安石变法有一要旨，即厉行法治，对于一次大规模变法而言，这非常关键，却也非常困难。但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对自己人不够狠，法治威严难以保证不说，变法派本身居然政治利益斗争不断，搞得四分五裂。从古至今，搞改革的既要充分保护、重用自己人，更得时时震慑本方阵营，而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杀掉一二以震慑天下，诸葛亮斩马谡以明军法就是个典型例子。

不够根本。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然而种种原因导致其法令不够根本。

经济上，北宋王安石时期土地兼并已十分严重，变法虽鼓励农桑，兴修水利，但没能从根本上提升贫困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如青苗法等还加重了负担。其实变法无论如何都是站在大地主、大贵族对立面的，不如强压地方豪族，直接进行土改，若有豪族举兵叛乱则更好，正可平定地方不安定因素，同时借机清洗军队内部，并把一切反对变法者视为叛国重犯，使保守派口不能言，之后平叛所得一可丰富国库，二可激励军心，三可安抚民心，对于推行变法极其有利（可能我有点疯）。

军事上，新法虽然改良了军队体制，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史上，秦汉军队剽悍，隋唐军队精锐，宋朝军队…是脆的。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是宋朝从士卒到将帅地位相对较低的处境，以及对军功的重视程度。宋朝重文轻武是由其太祖开始就实行的国策，旨在巩固皇权，于是宋朝真正军中成长出来的将帅往往没有太多发言权，而军人地位低下以及军功奖赏缺乏使宋朝军队作战积极性普遍不高。同时，文官指挥军队也大大降低了军队作战实力。冷兵器战争绝不是聚众斗殴，对战略战术、战阵配合要求很高，若是具有充分前线经验的文官还好，若是一些棒槌，那真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王安石变法跌跌撞撞地前行了近二十年，由神宗即位开始，由神宗去世结束，实在令人感慨。不禁想起电影“师父”里的一句台词：高手的生死，竟决定了一技的兴衰……

史家讲求努力深刻地发掘并再现时代佼佼者与弄潮儿的思维逻辑与生活轨迹，不愿以一孔之见妄想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其学术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然本文非文史类学术文章，多有以作者水平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与行事处世，并非狂妄自大，而仅仅是通过抒发些许感慨明心启智，自娱自乐。思来想去，本文便以一首临江仙结尾：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