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人类有史以来相互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一度远在天边的西欧“蛮夷”密集造访中国，东西方两种文明开始频繁碰撞、摩擦。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两个使团围绕是否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等礼节问题，与清政府僵持不下，引发高烈度外交争端。这两起外交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东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差异。
在中国看来，三跪九叩是“蛮夷”使臣晋见皇帝的基本礼节，乃天经地义之事。而在英国使团看来，磕头有悖于西方外交规则，是对大英帝国外交人员的严重羞辱。
清英双方都坚持按本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准则行事，力图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对方。但是，近代欧洲国家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外交准则，与大清帝国自成世界的朝贡体系之间存在原则性冲突，堪称水火不相容。
大清帝国认为，远隔万里的小小“蛮夷”妄图与“天朝”平起平坐，挑战东方世界通行千年的法定外交模式，绝不能容忍姑息。大英帝国也意识到，两个强大国家、两种成熟文明、两类价值观念的冲突，靠寻常外交手段已无法达成一致，决心以武力论高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清政府被“英夷”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进而又不得不与欧美列强发生外交关系。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清帝国根本没有近代外交概念，也不了解互派使节等西方外交常识，而是打心眼里反感这种“屈辱”的对外交往模式。
有关外交事件，中央政府往往临时性指派地方总督、巡抚负责处置，一旦办完即收回权力。督抚们也非常明白，自己的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矛盾问题摁下去，对“蛮夷”提出的通商、修约、会面等要求，要么推三阻四，要么哼哼哈哈，就是不予以正面回应。如两广总督叶名琛，先后婉拒了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广州城会面的外交申请。布尔布隆为了得到叶名琛的接见，在澳门足足等候了15个月，等来的依然是叶总督因“公务繁忙”而无暇会面的回复。
对于叶名琛这种死扛到底、不给中央添麻烦的做法，咸丰皇帝相当欣赏，认为他熟悉夷情、办事得力，“必能设法驾驭…朕亦不为遥制”。殊不知当时英法两国已失去耐心，即将联合发兵进攻广州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