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尊称为“师太“的女子，我遇见她的时候，十三四岁，开始叛逆，但不敢表露，压抑着，是个乖孩子。
我母亲那时常对我说，你姐姐要有你这么省心就好了。因为已经发育得头发浓密、身材饱满的姐姐好让她头疼。
现在母亲老了，我真希望她健忘，不记得当年说过的话，不然她会自己咬自己的舌头。现在的她，常常在电话里叹气：你可不可以，像你姐姐一样让我省心？
我听了虽然难过，可还是倔强地不肯低头。
母亲不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当初欠下的，迟早要还上。我那时在她身边太乖，现在远离她了，年纪也不小了，反过头来要让她从此牵肠挂肚。
师太说过，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
我想，我本善良，本来是抱着“还债”投胎的，可没想到，活着活着，就成了“讨债”。人生在世，谁不是一笔糊涂账，谁能扯得清？
包括师太她自己。
四十多年前，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她决绝而去，从此绝口不提旧人：包括前夫，也包括“以前的孩子”。
对于一段死去的生活，这未尝不是一种聪明。
但那个孩子，不是会飞的“彼得潘”，也不是花园里长睡不醒的“睡美人”，他渐渐成长为中年人，拍下电影《Mother's Day》，记录自己的寻母过程。他好不容易在温哥华寻到她，却连一个拥抱都没有得到。镜头里的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句小说里的台词：“我是爱你的。”
——什么爱，让她与自己的骨肉，可以暌违这么多年？
也许是因为看过她太多书，我发现自己竟不能简单地斥她“无情”，只是非常难过。
她笔下的主角，不说爱情，对亲情的期待也总是落空。如喜宝，这个将“很多很多的爱”排在“很多很多的钱”前面的喜宝，都如是描述母女关系：“我们像一对流氓，与街市上其他的流氓斗法。”
贫贱夫妇百事哀，亲子又何尝不是？
我原谅了她。
当年，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借白流苏的眼睛，描述了她自己第一眼看到“香港”的样子：“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在这个“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的花花世界，怎么存活，恐怕这个叫“亦舒”的女子，比张爱玲更了然于心。
她原名倪亦舒，5岁随父母移居香港，自幼善读能写。她的二哥是著名作家倪匡，与金庸、蔡澜、黄霑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她成名也早，跟张爱玲一样，也有个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不讨亲生父亲的喜欢，也许没有比有还好。
16岁那年，她把第一篇习作拿给自己兄长倪匡看，兄长大为惊奇，亲自举荐，鼓励她投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陆陆续续写出了300余部作品。
她声名鹊起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香港，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当一个社会进入极速发展的轨道后，个体的选择往往会变得简单、直接、粗暴，因为时间不够用。这样的生活体验，对于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我们，应该不会陌生，我年轻时候真心觉得，“谈情说爱“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现在仍然觉得是，时代对我倒没要求了，但我自己年纪来了。
这个女子，在书中谈了一辈子的“情“。
谁说纸上只可谈“兵“？谈”情“只要谈得好，在纸上也可以谈得”一世英名“。
听说当时的香港年轻人，乘坐地铁或轮渡上班，如果不手持一本她的小说，会被认为是个落伍者。她一旦回港，连银行职员都会互相转告：“亦舒回来了！”在英国，她动辄也会被人拦路问：“你是写小说的亦舒吧？”
她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对于我而言，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接触到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和她的言情。这些港台通俗文学，续着过去时代的魂，如塬上的野草，东风一吹，就死灰复燃，葱茏一片，但很奇怪，在当时的文学少女中，有一条奇怪的阅读鄙视链。
看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瞧不起看雨果和莫泊桑的，看雨果和莫泊桑的瞧不起看托尔斯泰的，看托尔斯泰的瞧不起看简奥斯汀和夏洛蒂三姐妹的，然而看简奥斯汀的还要和看夏洛蒂的互相瞧不起。
而他们，大都瞧不起看中国文学的。
中国文学里，看古典文学的瞧不起看现代的，看现代的瞧不起看当代文学的。
而他们，又都瞧不起看流行小说的。
我的阅读，似乎是在大家都看不起之列。
我读言情。
那些个夜晚，母亲显然对我疏于管教了，她历来对一副“乖乖女”样子的我放心，一直放心。不知道我躲在卧室里，只是在书桌上，像模像样地摆放着功课，而将所有心思投注在一本本讲“男欢女爱”的课外书上。
这些课外书，封面上印着一个简单至极的名字——“亦舒”。
她的文字，有她特有的风格和腔调，我一打开，就被吸引住了：
我爱夜。
你有没有发觉，夜晚跟白天完全是两个世界？只有在太阳落山以后，这个城市才会渐渐露出媚态，在黑暗中，给予人们无穷的想象余地。
只有在晚上，我才有充分的精力做我要做的事，有足够的胆量说我要说的话。
夜色对女性仁慈，方便她们把岁月留住，在晚上，上了粉的肌肤仍然莹白，疲倦的眼神仍然闪烁……
多年过去，我仍记得这段话，这是她一本叫《没有月亮的夜晚》的小说开头。这些话，对我而言，其诱惑不亚于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一个声色迷离，五彩斑斓的世界，就这样“轰然“打开，撞上我显然年幼无知的眼睛。
这是幸还是不幸？
我一下领悟到了这些文字的暧昧，也突然理解了把这本书借给我看的小姐姐，她脸上一晃而过的犹豫。
那个年纪的我，在模糊记忆里，还是放学的午后，冬天，有雨，不大，湿嗒嗒的雨鞋气味，书店里骑马钉的铁锈味，书架上新书的油墨味，雨中所有的声色都很安静，行人穿越马路的身姿也严肃，我怀抱着一套林格伦的童话，心里充满了妥妥的安全感。
回到家里，母亲看了一眼我抱回来的书：《穿长袜子的皮皮》、《小飞人卡尔松》、《大侦探小卡莱》——没说什么，她是放心的，而我也是真心喜欢。
我从小爱读书，但从小有个要不得的坏毛病，除了童话故事会关注情节，其他一切小说，往往只关注细枝末叶而忽视主流。我对书中的意象，往往比对内容敏感，最后演变成这样一种格局：读任何一本年代久远的书，都是读一种时代气氛，或是一种陌生地域的拟想，比如说哈代和勃朗特，我就会想到苏格兰的高原，漫长的冰封期，春天到来时，漫山遍野的紫色石楠花，冻实的红土，荒原上散落的石头垒起的古冢，篝火节时燃烧的荆棘，迟缓静谧的，如同荒原一般寡言的村民……至于情节，倒是真的有点模糊。我着迷这些意象，想象自己跟女主人公一样，戴了斗篷，苍白着一张脸，在荒原上逆风而行，走过丛生的紫色石楠，虽然我连石楠花至今也没真正见过。
天生有这样的毛病，这让我在成年有一些阅历之后，突然感到一份庆幸，庆幸自己在对声色动心之初，看的是“亦舒”，而不是琼瑶之类。
其实每个女人，成年后，跟男人一样，也有好色之心，如同喝水般自然。好看健康的男子，如同空气中的花香，虽不是生活的基本原料，但与精神层面的自我暗示有关，它使一个女子对自己的身体和感情产生敏感。
世间关于美的标准，总是一贯乏味。清凉眼眸，甘甜唇齿，骨节清晰的手，不论男人，女人，美丽具备相似的轮廓特征，只不过一个灵动，一个坚毅。
在师太的世界里，似乎是由着这些声色，推动着爱欲情仇，其实它们对生活本质没有任何触动。穿越那具好看的皮囊，触摸到的，是一颗庸碌而与常人无异的心。偶尔迸发的生命光华，像烟花一样，瞬间照亮夜空，瞬间湮灭，被重重叠叠的黑暗给掩盖。
虽然她说：“我希望看到男主角练成神功，升为教生，女主角得偿所愿，傲视同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不呢，在现实不可能，故寄望于小说。真实生活苦难重重，荆棘遍地，苦闷无聊之至，你爱看骆驼祥子？我不要看，我爱看华丽的俊男美女故事，赏心悦目。”
但她真正写起来，不是传奇，不是童话，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真实和残酷许多。
她笔下的男人，与琼瑶小说中高大完美、给女人带来幸福的男主角相比，大多令人失望，《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是如此：多年来老实正经、勤奋向上的丈夫，忽然发现了真我，发现了激情，死心塌地要随女演员去过全新生活，全不顾妻儿的感受。
我年少时看亦舒的《玫瑰的故事》，也看得我既惊且怖。里面有个周士辉，少年老成，好家庭出身 ，人长得端正，职业高尚，性格明朗，是典型的有为青年。他和青梅竹马的女友结了婚，过着安稳的日子。没承想，婚后不久，遇到一个叫“玫瑰”的小姑娘，顿时魂飞魄散，觉得以前规矩老实的人生都是白过。他花费十二分的心力，拿出当年升学联考的劲头作死追求。小姑娘感到新鲜刺激，高兴时陪他玩玩，不高兴时干脆不搭理，把天真的周先生折腾得生不如死，以为是自己的妻子拖累了他对真正爱情的追求，转头就把已有身孕的妻子给踹了。结局怎么样？应该不用我说。人家小姑娘毫发无损地上了岸，他妻离子散，落魄潦倒。
怪不得林夕说，她是现代简约版的张爱玲。
她的确跟张爱玲有几分相似，都是选择说真话，丝毫不回避人生瑕疵和人性短处，帮你，这想入非非的少女戒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张爱玲彻底看透，是彻底的虚无主义，绮丽繁华的文字只是画皮而已。她不是，她没有那种洞察，也拒绝那份洞察，她的精明是世俗的，世故也是脚踏当下。在她看来，千疮百孔也要好好活着，只要活着，凄绝冷艳也算另类漂亮。
诸如此类的不幸，在她小说里，有蛮多——可是没有痛感，这欧式的，不知所以然，如火如荼迸发的原始激情，一放到中国来，就有些水土迥异，已经由橘变为枳了，看得人觉得无非是发了一场“羊癫疯“，打了一场“摆子“。病好后，一切回到正轨。
我有时想，只喜欢看《红楼梦》和“鲁迅“的师太显然有些缺陷，她应该多看看《诗经》。我们中式的爱情，是《诗经》式的，静美如玉，从容淡定，兼有叙事与抒情美，虽然最后也是落实到男女关系上来，但到底，经过漫长的酝酿，时光的渲染，那具实质性的肉体也就模拟两可了。
而中式的婚姻，历来是《圣经》式的：隐忍、克己、惰性、无为，只要每晚有“鱼水之欢”，就俨然“天堂”了，至于灵魂之类，那是死后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师太火眼金睛，明察秋毫，但也只敢仗着难得糊涂一醉方休的潇洒，吐上一地的金玉良言
金玉掉地上，多少有些响动，结果大家一窝蜂地涌上去捡，这一来，阴差阳错，师太“火”了……
很多都市女子，把她的书当“教科书“指导自己的情感生活。是啊，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女性能像现在这样，有非常高的经济收入，在职场上能和男人比肩。既然大家都在竞技场上，情势所逼，凭什么要求“男人狼性，女人温柔”，女人完全可以像男人一样进取，让自己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上。
有人说，师太的小说没多少文学价值，且拜金。说她拜金是一种误解吧，她确实喜欢在书里谈钱，谈经济营生，但绝对不拜金，而是鼓励通过个人奋斗，过上理想生活，因此，她才在小说里不断追问“你快乐吗？”和今天的我们追求幸福感，殊途同归。
至于文学价值，师太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她的局限性。她落笔不锵锵，不代言知识分子的良心，她就是“亦舒“，一个靠写娱乐专栏而出道的“小说家”，她的兄长不避嫌，为她说了一句公道话：“亦舒的小说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她的小说中社会意识之浓，比起一般枯燥乏味、名词堆砌、美其名曰严肃文学、自命正宗的那些作品来，不知真实强烈多少。”
她深谙男女相处之道，说“女人要有女人的含蓄。女人要有一种暧昧的姿态——明明知道男人说谎也不会拆穿，而男人也知道她知道男人在说谎，如此一种疑幻疑真的感觉，是女人最大的魅力。”
这一份小聪明看得让人失笑，却不讨厌。至少对没有多少恋爱经验的女子，是很有帮助的。
在人情世故方面，她更是个“人精”，说什么世上最讨厌的不是知恩不报，而是施了小恩小惠就处处表现出伟大状；人类善忘，乃为自卫，否则甜酸苦辣事事都紧紧记在心头，怎么活得下去？人生悲欢，只是忍耐在赌场中，赢的人不是拿到好牌的人，而是知道几时离开牌桌的人……
也许有人会笑话。这算哪门子的“智慧”，通盘打的都是噼啪响的算盘，如果这也算是作“文章”，在《红楼梦》里作个“扫地僧”，随便扫扫，都是一簸箕的“文章”。
可我还是喜欢看亦舒，一部《红楼梦》只有一个“贾宝玉”，但在她的书里，有好多“家明”：有《喜宝》中的宋家明、《家明与玫瑰》中的傅家明，以及《人淡如菊》中的张家明等等。
“家明”是师太杜撰出来，为女主角焦头烂额的命运“解围“的谦谦君子，他不稀罕你的”美色“和”钱财“，他是真正的爱惜你：《人淡如菊》中的张家明站出来，替乔收拾烂摊子；《喜宝》中的宋家明，进进出出，负责打点勖家全家上下的家当，顺便打点这一家子不小心惹出的大小情债；《玫瑰的故事》中的傅家明，作为温暖的大哥，则最终帮助玫瑰从庄家栋的阴影中走出。
我有时想，这个叫“亦舒“的女子，被她的粉丝们尊称为“师太“的女子，她存在的最大意义，也许是告诉我们：家明是一种幻觉，但让这种幻觉存在于你的脑海里，也末尝不是一种安慰。在这种安慰下，大家走好自己独立自主的人生吧。
吸引我的，还有师太笔端下的“闺蜜情”。每个人的少女时代，都有过如子君与唐晶、南孙与锁锁般要好的朋友吧，同进同出、耳鬓厮磨、不分彼此、形影不离。“我成功，她不妒嫉，我委靡，她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是南孙对她和朱锁锁两人友谊的精炼总结，以至连男主人公都觉得“这两个女人之间有种奇妙诡异的联系，非比寻常”，在她俩面前的他“始终是外人”。彼此贴心贴肺、知冷知热，即使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退至最后一步的原则却仍在同一底线上，闲处仍可共话家常，患难亦能两肋插刀。
这一份义薄云天的友情，是师太在她的”美丽新世界“，为每一个孤单行走的女子送上的美好祝福和礼物。
所以，师太才敢“大言不惭”：“我要负责把所有愁眉苦面、伤春悲秋的女孩子带到乐观坚强的平原去。“
黄玫瑰、姜喜宝、周承珏、朱锁锁——这是师太在书中着力刻画过的“女主角”，美丽得不近情理。但蒋南孙、苏更生这类人物，才是她自己：白衬衫配卡其裤，优雅干练，美丽得适可而止。对男人的态度，要么如同隔岸观烟花，心里惊动，无关痛痒，满目照耀。要么就是冷暖自知，血肉纠缠，不依不饶。她从来都没有中间姿态。
这个姿态，非常好看，让人原谅她对自己孩子的无情。决绝的背后，是她对一个男人的绝望，至死不原谅。
